家属索赔50万不合理，从法律和情理角度都较难成立，具体分析如下：
快递员未履行送货上楼义务，属于服务瑕疵或违约行为，但违约行为与老人猝死之间缺乏直接因果关系。法律上认定侵权责任需满足“行为、过错、损害结果、因果关系”四要件，而老人猝死的主因更可能是自身健康问题（如心脑血管疾病突发），而非取快递这一行为本身。
即使快递单标注“送货上楼”，若老人或家属未明确拒绝自取且已实际完成取件，可视为双方对交付方式达成新的合意，快递员未送货上楼的行为不直接导致老人死亡，难以构成法律上的过错责任。
类似案例中，法院通常不会支持将自身健康风险转嫁至服务提供方的索赔请求。例如，老人因自身疾病在公共场所猝死，一般仅在场所管理者未尽安全保障义务时承担部分责任，而快递员未送货上楼不属于此类情形。
快递行业现状显示，受成本、效率等因素影响，完全执行“送货上楼”存在实际困难。若将老人猝死归因于快递员未送货上楼，可能过度扩大快递员的责任范围，忽视老年人自身健康管理的主体责任。
老人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或家属作为监护人），应对自身健康状况有基本判断。若明知身体不适仍坚持取件，或未提前告知快递员特殊需求（如需送货上楼），则自身应承担主要风险。
公众对“谁弱谁有理”的过度同情可能扭曲责任认定逻辑。例如，若支持此类索赔，可能引发类似“老人因买菜猝死索赔菜市场”的荒诞诉求，不利于社会公平。
若快递员明知老人年事已高、行动不便，仍强行要求其下楼取件，且老人明确表示反对或存在语言、行为上的无助（如独自居住、无家属陪同），可能被认定为未尽到合理注意义务，需承担一定比例的补偿责任（如10%以内）。
但即便如此，50万索赔金额仍显著过高。根据司法实践，此类案件中精神损害抚慰金、死亡赔偿金等通常需按责任比例分摊，且快递员个人偿付能力有限，最终赔偿金额可能远低于家属诉求。
建议：家属可通过协商要求快递公司基于服务瑕疵给予适当补偿（如退还运费、象征性赔偿），但需理性看待责任边界，避免过度维权。快递公司亦应加强员工培训，提升服务意识，对特殊群体（如高龄老人、残疾人）提供差异化服务，减少类似纠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