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一句无比正确的废话来总结，就是宇文氏失去了各方的支持。
稍微深入一点说，宇文泰以来宇文氏历任领导者持续推行的中央集权政策，一方面使得各方群体在政治斗争频繁的环境下对于皇室保持漠然的态度，另一方面使得中央权力高度强大以至于篡位者只需要掌握中央即可在实力上压倒各方。以杨坚篡位后的三总管之乱来说，起兵的三镇总管更近于维护自身权势而非为周室尽忠，而高度集中的军政体制使得杨坚有充足的资源得以调兵遣将扫平三总管。
分阶段来说。自宇文泰主政关中以来，宇文氏政权就一直进行较为频繁的政治斗争。宇文泰本人因贺拔岳之死而意外成为武川豪帅之领袖，后迎奉孝武帝对抗东魏。西魏政权混杂着武川勋贵、关西土豪、投奔魏帝之魏室宗亲、各方胡汉士人各方势力。早期，为吸纳各方势力以对抗强大的东魏政权，宇文泰一方面大规模援引关中土豪进入自身军政体系（初期为大行台，后期为中外府），建立府兵将关中乡兵国家化以补充衰落后的武川镇兵（特别是第一次邙山之战西魏精锐损失殆尽以后），另一方面不得不在行政和中央部门给予魏室一定的权限，以笼络各方投奔而来的胡汉势力，由此逐步形成了华州霸府-长安朝廷的二元体制。为了削除魏室影响，为篡位做准备，也为了稳定内部问题，宇文泰借行周礼、颁胡姓等多种手段，将资历较深的武川勋贵置于实际无甚职权的六卿高位，而以自身亲信充任六府、中外府的主要职位，通过构建“拟血缘”关系加强统治力度。
但宇文泰本人的病逝无疑打断了其计划，辅政的宇文护与即位的宇文泰诸子在资历上难以压服前辈诸公，宇文护只能以较为血腥的手段维系宇文氏的统治，赵贵等前代勋贵也因政治斗争被杀。宇文护与宇文泰类似的，借助中外和天官两府掌握大权，而为加强统治，宇文护开始大规模提拔宗室诸王或外戚姻亲充任军事职位，实现对军权的掌握。
这方面周武帝的安排更完备一些。周武帝通过强化御正、内史、纳言等近侍官员的权力(有趣的事，这一强化在诛杀宇文护前就开始了，甚至于一些官职例如御正的强化，本身就是对掌握天官府权力之宇文护的直接挑战)成功以自身亲信掌握中央行政权力，而诛杀宇文护后废除中外府，将府兵禁卫军化，设置侍从武官直接管理番上武士，同时以宗王充任行军总管等军方要职实现对军队的掌握。周武帝为提升威望压服各方势力，强行推进了伐齐战争，并逐步吸纳关东势力进入北周的统治团体，但武帝本人的早逝也打断了其改革的步伐。从政治斗争的角度来说，武帝时期可能是最为平和的，除了卫王叛乱，武帝基本没有对勋贵团体有大规模的打压。
周宣帝本人在威望上更无法与前代相比，只能重拾血腥的方法，只是这一次的对象变成了宗王们（因为宗王们在武帝时期的抬头）。而在打压宗王的同时，宣帝进一步加强了集权程度。御正刘昉、颜之仪，内史郑译等亲信得以把持中央权力。而杨坚作为外戚和四辅官中唯一一位长期在朝的重臣以及与宣帝亲信的旧识关系得以在宣帝暴毙后成功掌握了中央政权。
总结一下，自宇文泰以来，提拔亲信或宗王、姻亲充任行政、军事职位就是北周宇文氏的常见操作。但宇文泰的病逝，宇文护的废立、武帝和宣帝的早逝等突发情况使得后来者普遍缺乏威望得以接续前代的操作，不得不频繁的对于前代高层加以打压或推行严酷的政策（例如武帝的灭佛和伐齐），这无疑使得各方势力更加离心 逐渐对北周高层的政治变化形成了漠然的态度。而随着历代的改革，北周已经形成了中央对各方力量的控制，但宣帝的暴毙却使得掌握中央政权的亲信在恐慌下（按惯例新皇帝将使用新的亲信掌握御正、内史诸官）援引了杨坚作为靠山。杨坚本人又偏偏兼具个人才干、勋贵身份和外戚的优势，因势利导下最终实现了篡位。其实，杨坚本人上台后也是大规模引入亲属、故旧，实际上继承了武帝、宣帝以来的惯例。
如果从经济上补充的话，关内土豪、武川勋贵等团体在北周政治斗争中不断边缘化的同时，因为北周的选官、授田、战利品分配等体制原因，长期以来掌握了非常丰富的经济资源，而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北周掌握朝廷的财政实力。为了支持伐齐战争，北周实际实行了一种高度压榨小农的体制，也不利于其笼络人心。而政治权力和经济地位上的不对等，恐怕也加深了关陇勋贵们的离心倾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