润朝，公元1647-公元1936，国祚289年，共历16帝，是明朝之后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大一统帝制王朝。
1644年，李自成攻破北京，明崇祯帝朱由检在煤山自缢。吴三桂引清军入关，击败李自成军。随后清军一路南下，攻陷半壁江山，扬州史可法殉国，扬州屠城十日，江南一带人心惶惶。
时任常州知府张言借江南士绅乡绅的支持，组建十万延陵军，号称三十万。召集苏州、松江、杭州、绍兴等江南州县的官吏和百姓，尊南明皇帝，自封大明平北大将军，与各路人士联合抵抗清军南下。
1645年，张言统领的江南兵马与清军在镇江府展开战斗。镇江守军与镇江百姓一致守城，清军久攻不下。张言暗令延陵军精锐奔袭清军的江南大本营南京城，南京南郊清军江南主力大营中计被歼，二十万人死伤过半。围攻镇江的清军驰援南京，遭到常州方向与南京方向两路夹击，于栖霞地区被迫与张言部队展开决战。战后清军土崩瓦解，全面退守扬州。史称“江南会战”。
天下各路人马纷纷响应张言，奉南明正统，并归附于平北大将军麾下。以江南势力为主力的张言大军与清军在扬州、徐州、开封、济南展开数次大战，横扫八旗精锐，收复整个华北地区，兵临北京城下。而此时南明永历帝担心张言功高震主，暗中安插手下潜入张言身边，意图暗杀，却被张言识破。永历帝无奈，封张言为润王，兼天下兵马大元帅。1646年，北京、锦州、宁远相继光复，清军全面退回关外。次年，张言于南京兵谏永历帝，永历帝下诏让贤，南明灭亡，张言改国号大润，建元天纲，定都南京，史称润太祖。
天纲四年（1650），润军攻破盛京沈阳，清摄政王多尔衮携顺治帝北逃，于吉林一带被润军生擒，抓至南京朝见。润太祖封福临为“鼠尾侯”，多尔衮为“带清伯”，清帝国至此覆灭，山海关以北至外兴安岭、库页岛纳入大润版图。太祖在关外设辽东、吉林、兴安、三江四省。
天纲年间，江南士绅因拥立有功，得到大肆封赏，其中最有权势的是苏州的平江侯王林，和杭州的西溪侯马藤。他们在江南大规模建立丝织厂、经营江南商会，富可敌国。平江侯府（今拙政园）富丽堂皇、高雅别致，太祖到访时称其为“冠绝江南，宫廷尤远不及也”。
太祖效仿西汉文景之治，以“休养生息，与民休息”为国策，并首次提出“以农为本，商亦断不可缺”的思想，后世认为是太祖在国家刚经战乱以及江南士绅强势的背景下的权宜之计。这一国策使广大百姓安居乐业，同时促进了润朝商品经济的繁荣，尤其以江南各府为代表。史称“天纲盛世”。
天纲二十四年（1670），润太祖张言于南京大明宫驾崩，享年69岁，庙号“太祖”，谥号高皇帝。
太祖崩逝后，太子张行继位，时年41岁，改元景安。
景安二年，喀尔喀蒙古王入境朝觐。自清覆灭以来，蒙古向大润称臣，表示愿替大润永守北疆。景安帝正式册封其为“包头郡王”，世袭罔替，负责宣扬汉蒙一家的方针并处理境内游牧、礼仪相关事宜。同时在原长城以北的蒙古地区分设热河、呼伦、杭爱三省，设置巡抚统领当地政务。史学界认为，这是汉族王朝首次将整个蒙古地区纳入正式的行政管辖，标志着蒙古三省正式成为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景安初年，西北地区屡次遭到准格尔汗国的骚扰，西宁、凉州遭到准格尔骑兵突袭，牧民损失惨重，陕甘总督屡次调遣兵马抗敌无果。景安六年，大润派遣使臣谴责准格尔的挑衅行径，称其是在作茧自缚、荒谬至极。准格尔凭借沙皇俄国的支持，无视了大润的警告，加强了对大润边关的骚扰。同年，沙俄军队在东北地区屡次突破国界修建堡垒，以尼布楚作为殖民基地，试图蚕食东北。
景安帝及众臣基于形势，采取“稳东北，平西北”的战略。兴安将军叶赫那拉氏攻陷尼布楚，会同蒙古骑兵一路西进至贝加尔湖地区，沙俄军队闻风丧胆，不敢与之一战。景安八年（1678），大润与沙俄签订《贝加尔条约》，以贝加尔湖一线划分势力范围，阻止了沙俄继续东进南下的野心，同时大润对内鼓励关内无地或者少地的农民出山海关屯垦。
景安十二年，大润为了收复西域不可分割的领土，正式与准格尔在西北开战。沙俄暗中提供先进火炮作为支持，同时准格尔勾结西藏的达赖班禅，在西康地区威胁大润在四川的安全。景安帝下令自成都出兵，直奔拉萨，迅速切断了西藏与准格尔的联系，宣称了时任达赖和班禅的非法性，并实行了“转世与治世一体”的要求，由大润政府控制了西藏活佛转世以及治理的过程，设立西藏教治省，由中央政府任命西藏布政使和西藏将军，废除了当地的农奴制，鼓励藏民屯垦，并单独设立藏区科考，选拔藏族人才至南京学习儒家礼仪文化，择优参政或返回西藏宣扬教化。
在失去了西藏地区的支持后，准格尔被迫在西北地区直面润军主力。景安十九年（1689），润军实行大包围战略，南线自阿里地区穿过帕米尔高原，北线从蒙古穿过阿尔泰山区，在巴尔喀什湖地区形成了巨大的包围网，切断了沙俄对准格尔的援助。准格尔陷入内乱，亲润派与亲俄派在伊犁展开内战，润军趁虚而入夺取伊犁，同时东线自嘉峪关出兵横扫西域地区，准格尔投降并归附大润。景安帝在原准格尔地区设立西域行省，同时并立西域都护府作为布兵、屯垦的指挥中心，集中迁移准格尔人至天山北麓的乌鲁木齐等地，设立天山准格尔自治区，归西域行省和西域都护府管辖，并与西藏一样实行回区科考。
景安二十一年（1691）大润疆域，虚线为大润-沙俄贝加尔条约的势力划分线，阴影部分为大润法理领土但未实际控制。
景安年间，大润在军事上取得了极大的胜利，首次将蒙古和西藏纳入了中国的省级行政管理，并在唐中期以后时隔近一千年首次以汉民族王朝的身份收复了西域地区。与此同时，大润国内国泰民安，农业商业都取得了迅猛的发展，尤其以首都南京和江南的苏州、杭州、扬州、常州、松江为天下繁华之首，时人记载江浙地区“物丰而民富，花繁而芳茂，商旅往来不息，农人沃野千里，市井彻夜笙歌”。明朝中后期开始的资本主义萌芽在这一时期突飞猛进，苏州的私营织造坊、南京的私营银劵行、扬州的私营船舶行被称为“景安三司”，深刻的影响了社会经济的发展。
由于在社会经济和对外军事上的巨大成功，史称“景安盛世”，被誉为与开元盛世齐名的极盛之世。
然而，盛世之下，江南士绅的势力逐渐开始引发朝野的警惕。从官僚群体至市井工商，江南士绅的触角无所不及，形成了复杂的关系网和利益团体，国家机器的运转受到江南势力的极大影响，对极权政治形成了严峻的挑战。
景安二十四年（1694），皇帝张行驾崩，庙号“太宗”，谥号文皇帝。
景安二十四年，太宗驾崩，皇六子吴亲王张齐法继位，时年三十一岁，改元“弘懿”。
弘懿帝的继位并不风顺。
景安年间，朝中大臣势力分为两派，一派是以开国元勋将领文臣为代表的建制派，另一派是以江南士绅力量为代表的江南派。建制派认为皇权集中是立国之本，重农抑商是国家命门，反对太祖以来的“商不可缺”理念，主张限制国内商人势力。江南派认为商业是富国富民之路，重农抑商是小富即安的保守思想，主张鼓励百姓从商，促进社会流通。建制派支持皇三子越王张齐蓬，江南派支持皇六子吴王张齐法。
太祖太宗之所以落实“商不可缺”的国策，一方面是由于江南士绅在太祖龙兴之时的巨大贡献，另一方面则是借鉴明朝覆灭的教训。明的衰灭，根本原因是国家财政体系的崩溃，而江南是国家赋税重地，江南财政不兴则国家败亡。然而，明代江南势力盘根错杂，赋税累年拖欠，太祖认为通过商人流通促进江南地区财务商品交换，可以激活江南经济并调整江南势力，财税流通则大润中央政府税收渠道畅通，可以尽可能减少层层克扣、士绅欠税。考虑到江南国之重地，以及皇六子聪颖的天赋，太宗最终传位弘懿帝。
弘懿元年（1695），皇帝下诏六部，推行“大润商法”，要求对商人经商、雇佣、纳税作出法令规范。弘懿帝平衡两派势力，提出“商亦为本，易物兴农”，敲定了商业与农业同属立国之本的地位，并采取“以农税成法量商税，以国之府衙执商法”的措施，参考历代农税的税法划定了商税的法理框架，各地府衙下增设“市监司”负责管理商务。同时，规定了农民禁止抛弃土地从商，需要经过市监司核准，确保土地有人经营不致荒废，方可持证经商。而经商破产的，经市监司鉴定可发回原籍或至东北等垦区重新务农。大润商法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专门性的商业律法，标志着中国资本主义萌芽进入新阶段。
弘懿四年起，皇帝命令工部下的水部衙门在各地斥资疏通运河、开挖新河、增设港口，大润国内商贸进入了快速的发展期。期间最大的工程“巴蜀运河”横贯四川盆地，将成都及川内沿线连通长江，自成都经运河与长江，数日即可抵达江南各府。国内形成了南京、苏州、杭州、扬州、成都、北京、广州为代表的商贸中心城市。其中，北京是大润和朝鲜的贸易中心，极大促进了两国间的货物、文化交流。
明末润初时期，荷兰殖民者活跃于东南亚，势力涉及台湾岛。太祖起兵时，润初知名海军将领郑成功曾试图收复台湾，但因清军实力强大，太祖令郑成功率军拱卫渤海，遂作罢未曾驱赶荷兰人。天纲和景安年间，荷兰人在台湾修建堡垒，鱼肉百姓，并对台湾人进行宗教渗透，要求所有台湾人信仰天主教，并对儒家学派和佛教支持者展开了残酷的清洗。殖民者以台南为中心，刊印书籍，抹黑宣传润朝统治，挑动台湾反润势力。至弘懿八年（1702），台湾人“夷狄自居，附逆红毛，不知有润”。
而景安年间，太宗考虑在广州与西洋的贸易是国家关税的重要来源，提出要和平收复台湾岛，尽量避免对荷兰人的大规模战争。同时太宗利用福建与台湾的商业联系，试图推进两岸百姓的交流，使百姓归化于天朝正统。然而，到了弘懿年间，台湾百姓俨然把自己当做西洋人，甚至以与荷兰人通婚为荣。
弘懿八年，朝中重臣联名上折，提出台湾岛的“三不可失”：一为中华故土，黎庶所期；二为东南屏障，进可击江浙两广，退可守岛侵扰福建；三为西洋野心，不可使其有觊觎大润之歹念。弘懿帝权衡利弊，决定武力收复台湾岛。弘懿十年，福建水师与荷兰的台湾水师在台湾海峡展开激战，荷兰舰队船坚炮利，润军损失惨重。但凭借数量优势，润军歼灭了台湾水师，登陆台南。而荷兰殖民者以台湾百姓为掩护，煽动台湾人反抗润军。弘懿帝命令“诛杀叛民，占岛清人”，对荷兰人以及附逆的台湾叛军展开数次大清洗，在台南、鸡笼港等地累计诛杀叛军二十万人，台湾岛“尸横遍野，不见人烟”。
弘懿十五年，润朝正式完成了对台湾的收复和清洗，设立台湾行省，并对当地实施高压管制，限制台湾人随意往来东南沿海诸省，并大力传扬正统儒学和孝廉之道。荷兰的舰炮使军中和朝野印象深刻，弘懿帝在看过缴获的军舰和大炮后称之为“虽我大润精锐，尤远不及也”，下令在工部下设“军技司”，研制火炮舰船等各类军用装备，武装润军精锐。台湾被作为润朝的水师基地，鸡笼港改名为基隆港，东南沿海的水师主力驻扎于此，史称“东南壁垒，东海巨舰，朝鲜倭寇争相进贡，奉润天朝”。
长期以来，由于江南势力的影响以及经商政策的漏洞，润朝境内出现了大规模的人口集聚，使各地贫富差距日益增大。弘懿二十四年（1718），山东曹县爆发起义，当地百姓因不满南京银劵行曹县分号，声称银号拒不按时兑还银两，且拒绝支付利息，导致曹县饥民遍地。而银号勾结漕运和外地商号，对曹县百姓禁售禁运，县衙调停未果便受贿于商户同流合污。起义平息后，弘懿帝下令户部和吏部严查各地商户尤其是银号的账目，要求亏损严重无法兑现银票的银号立刻赔偿并退出经营。
弘懿二十五年，弘懿帝令户部筹建“保供司”，由润朝政府经营商业不畅地区的商品供应。江南两广的商户可将过多的货物按照政府指定的市价售卖给保供司，再由保供司经传售卖至边远地区。至弘懿二十七年，初步形成了四个保供转运中心：沈阳，包头，昆明，洛阳。
然而，江南地区由于商贸发达，世代靠贫农为劳力耕作的江南地主利益受到了极大的侵犯。一些地主沃野千里却无人耕种，亦不愿出走故土从事贸易，被迫贱卖土地，放弃锦衣玉食的生活。弘懿三十四年（1730），弘懿帝在出巡松江的路上遭遇松江失势地主刺杀身亡，享年65岁。润朝政府秘密处决了刺客九族，并称弘懿帝是路上偶染风寒，不治而亡。弘懿帝庙号世宗，谥号昭皇帝。
一 长兴新政
世宗遇刺后，46岁的太子张奕璘继位，改元长兴。
长兴二年，皇帝在江南派大臣支持下发起了针对土地制度的改革，史称“长兴新政”。新政推行了新的土地所有及转让制度：
1. 由润朝政府在全国范围内划分保留田与市场田。保留田即世代用于耕种、游牧的土地，保留田所有者称为“养田民”，继续执行大润现行的农业税法制度，保障国家口粮及国库屯粮。保留田不可私下售卖或转让，可仿照市监司制度雇佣农民劳作并登记在册，只有当土地所有者养田民因故无法持有土地时可由各地布政司交接转让给其家人，若没有家人则由当地收归充公重新分配。市场田即可以自由交易的土地，政府不限制其使用目的，经市监司登记在案后即可交接所有权。若所有者无力经营市场田或荒废满一定年限未开发的土地，则由当地政府充公并重新转让。
2. 大润户部衙门保留对全国土地的征调权，经内阁及皇帝批准可征调土地，若当地已有持有者则由朝廷按照市价发放土地征收金补偿损失，或另划同等价值的新地。
3. 对于一切无人持有的土地，均默认由大润政府持有，由政府进行丈量、定性、开发、转售。
长兴新政被认为是润朝以来封建土地所有制的一场大变革，是对弘懿三十四年刺杀事件的回应，也是润朝政府增强国家控制力、润朝商人试图扩展权力的历史性改制，标志着资本主义萌芽全面迈向了原始积累阶段，润朝政府从此具备新资本势力与旧土地势力的双重属性。其中牵扯到润政府、商户、地主、农民等多方利益，工程浩大且反对者众多。然而，依靠长兴帝及江南派重臣、江南商贸势力的坚决支持，反对者均受到镇压。长兴七年（1737），改革在全国范围内（除军事管制的台湾行省）全面落地，基本形成了新的土地归属，转让工作也总体按部就班进行。
与此同时进行的是润朝保供司制度的改革。长兴四年，保供司从户部剥离，另建商部。实行千年的六部从此变为七部。商部下辖保供司和市监司，其中保供司在保留原先功能的基础上增加了“官售权”，可以经营除偏远地区保障品以外的其他贸易，具备了国营总商号的属性。同时，西汉以来官营的盐、铁、漕运均归由保供司管理。
二 开拓南洋
经过三代盛世的积累，润朝商品经济空前繁荣，也导致了诸多社会问题。首先，是人口的大规模转移，大量百姓向南京、苏州、杭州、成都、广州等地聚集，随着城镇规模扩大，各大州府均出现了“城外有城”的现象，城墙及守卫形同虚设，同时产生了巨大规模的资源挤兑。其次，由于生产力提升及贸易水平空前高涨，江南地区的纺织品和手工业品、四川地区的丝织品、福建两广的船舶建造业等均出现了大量的生产盈余，影响到了全国货币分配、供求平衡。
在这样的背景下，以江南商户为代表的新资产阶级提出了强烈的对外贸易诉求，以解决润朝境内白银短缺、产品过剩的问题。长兴九年（1739），长兴帝下令允许全国所有沿海沿河的府县开辟港口转送人口和货物，在广东省澳门岛及周边地区凭借与葡萄牙贸易的基础开设特别贸易区，各国货物和船舶均可在此存储转运，外国商人可以由澳门市监司发放居住证明，在大润境内享有与本国商户同等的经商权。
这一举措大大促进了世界各国同润朝的贸易往来，润朝获得了大规模的白银流入，政府税收及商户利润空前庞大。意图主宰东南亚贸易的欧洲各国感到威胁，英、荷等国的东印度公司在印度半岛、马六甲海峡等地骚扰往来大润的商船，无故征收税款、扣押货物甚至残杀百姓。长兴十七年（1747），润朝保供司经营的五艘运输丝绸瓷器的大型商船在通过马来半岛附近海域时遭到英国东印度公司袭击，五艘商船全部沉没，随船人员战死、淹死，仅有其中一名舰长及十余名商人经越南登陆后逃回广州。史称“马来商船事件”。
大润朝野震惊，皇帝及臣僚一直认为应当在南洋地区派出水师保障贸易，并清除英荷等西洋国家在润朝附近海域的军事存在。长兴帝召见英国的贸易特使，并派遣使臣至加尔各答会见英国东印度公司总督，申饬英国此举是“搬石砸脚，倒打一耙，令朕喷饭”。
长兴十八年，润朝水师以基隆港所驻扎水师的部分舰船和兵员组建南洋水师，自台湾岛出发前往马六甲海峡。南洋水师在菲律宾及马来半岛海域同东印度公司武装力量交战。由于弘懿以来对军队的重点建设以及先进军事装备的部署，润朝海军的舰船及单兵武器配置精良、训练有素，在南海周围全歼当地的英国及荷兰军队，控制了整个南海海域及马六甲海峡，在马来半岛南端的马六甲沿岸建造了南洋都护府，作为当地的贸易管理部门并对周边地区和海域实行军事巡逻。同时，润朝陆军在属国越南的保障下全面控制了中南半岛各国，成立南越都护府，与南洋都护府一同作为拱卫南海利益的屏障。
长兴二十一年（1751），英国自印度再次调集大批军队，试图驱逐南洋都护府，夺回在东南亚的商业利益并重新确立军事地位。润英两国在中南半岛西部海域展开海战，南洋都护府海军全歼英国东印度舰队，迫使英国投降并在加尔各答展开谈判。同时，润朝在西藏地区部署军队，对印度半岛形成压制，以争取有利的谈判地位。长兴二十二年，润英在加尔各答最终签署了《东印度条约》，英国承诺彻底退出东南亚地区；英国撤销在印度的一切军事及行政机构，润朝和英国在印度半岛享有同等权力；英国和润朝互相开放贸易，并在印度、东南亚、大润境内均遵守润朝法律的管理，由润朝处置一切事务。
自此，润朝彻底建立起对整个南海及东南亚的统治性地位，并在印度半岛取得了决定性贸易优势。
三 土地隐忧
长兴年间，润朝商品输出整个亚欧大陆，甚至经由欧洲商人远销新大陆，奠定了大润强势的商品输出大国、白银流入大国的地位。在大城市中，商户影响力巨大，有时可以深度影响润朝政府及地方府衙的行政决策，并产生了巨大的人力雇佣需求。各地除了润政府官营的学堂及传统私塾外，另有大型商户筹办的商学。例如，扬州的私营船舶行在江南行省各地设立“淮扬学宫”，募集全国各地的治学人才及大户公子前往学习经商之道，满修读年限后前往各大商户管理账目、充当幕僚。
种种因素导致商贸发达的大城市人口聚集现象严重，住房售价节节攀升。
天纲二十年（1666），南京城中鸡鸣寺附近一间单进宅院的售价为两千两白银，南京府衙普通门吏一年薪水为一百五十两白银，不难负担南京城一间小宅院。而在长兴二十年（1750），南京城中同样的宅院售价已高达十八万两白银，城外距雨花门四里的外城单进宅院售价也达到三万两白银，同年南京府衙普通门吏的薪水为一千三百两白银。而当年南京城较为富裕的南京银劵行鼓楼总号的普通账目柜员薪水也仅有两千余两，难以负担高昂的房价。与此同时，各大州府均有从事房舍建造的商户不断向政府高价买进空地用于建设房产来售卖谋利。长兴年间，政府的土地收入和关税收入达到总赋税收入的七成以上。
为保证税收的稳定以及国内商贸的稳定，润朝大力维持宅院的价格及供求。各大城市的新移民均不得不向各大银号贷款购置家产，无法还清则由政府收回其所购房产，并由银号和政府共同转卖。南京一些雇工，一年仅有几百两银子，而背负的银号欠款竟然达到万两之多。然而，由于润朝自长兴新政以来的严格的土地律法，以及大城市严重的商业垄断，导致大量百姓即使无力负担却仍然向大城市聚集。
一 思潮碰撞
太宗景安以来，随着对外贸易的逐步开放和海运的蓬勃发展，西洋商人在润朝境内形成了一批颇有影响力的业务。其中比较代表性的是松江城中英葡合资的“欧罗巴商行”，该商行汇聚了欧洲与阿拉伯、波斯等地的饰品、衣物和一些玩物，其中波斯毛毯、望远镜等物在松江府乃至全国各地都广受欢迎。此外，欧罗巴商行还在松江、扬州、南京等地开设了西洋酒楼，店内装潢皆为西洋风格，虽所售食品价格高昂却受到了众多当地权贵的喜爱。长兴九年澳门岛贸易区开设以来，西洋商人数量逐年增长，澳门俨然是一番西洋城镇景象，南京、广州等地在城市外围形成了颇具规模的洋商聚居地。
长兴十九年（1749），润朝政府下令允许西洋各国政府在指定地区设立贸易代表处，接洽部分跨国商贸事务。西洋商人仰慕天朝繁华，希望在润朝境内长期经营，对润朝各地官员礼遇有加，深谙润朝的三跪九叩大礼，并在其中加入了亲吻地面的礼节表达他们对天朝土地的热爱，被润朝官民称为“西洋跪拜礼”。因传闻长兴皇帝不喜西洋人身边的昆仑奴肤色碳黑，西洋各国命令洋商携带的昆仑奴必须在天朝出门佩戴面纱，否则由母国代表处没收入境许可，驱逐回国。
与西洋商品一同来到润朝的还有西洋的思想。西洋教士的书籍和讲授使大润百姓听说了“肃蛤喇狄”“钵拉土”等古代西洋学者，了解了意大利的文艺复兴。润朝政府十分警惕西洋人挂在嘴边的“造反”“平等”“革命”等字眼，担心西洋的荒唐思想影响大润百姓的民智，下令严格控制洋人出版书籍的内容及言论，若经查处有不当言论者，从严按照“勾结夷狄，挑动内乱，目无君父”的罪名论处。
然而，西洋的文艺复兴思想仍然在润朝民间产生了广泛的传播与认同。以小本商户为代表的润朝普通百姓开始认为应当追求自身生活的美好快乐，一些地区出现了礼崩乐坏的现象，先祖灵位多年无人祭祀。长兴二十九年（1759）长兴帝下诏礼部重视天朝正统思想文化的教育，各地新建“孝廉公学”，要求所有当地六岁孩童前往学习“忠君 爱国 仁孝 耐劳”的思想。所有西洋国籍的外国人也必须定期在孝廉公学听取当地衙门宣扬教化。
二 南洋兴盛
长兴年间，随着南越都护府和南洋都护府的建立与成熟，中南半岛和马来地区局势逐渐稳定。润朝政府为了防止百姓的投机行为，下令禁止各省百姓不经许可前往南洋屯垦或经商。然而，由于润朝各地尤其是江南，开发趋于饱和且地价极其高昂，大量百姓冒着被官府逮捕的风险自云南、澳门等地偷渡前往南洋地区安家。
长兴三十年（1760），大润政府考虑到日益激化的人口土地矛盾，下令开放云南、广西边界，各省的非养田民经官府许可发放凭证，即可迁居南洋和南越都护府辖区。同时，润朝要求越南、缅甸两国为中国百姓提供方便，准许通行屯垦。同年，缅甸境内由于反对润朝百姓与本地势力争夺资源，爆发了大规模的反润和屠杀现象。润朝谴责缅甸“搬石砸脚，践踏民生，恩将仇报”，由云南和南越都护府两路出兵迅速控制了缅甸各地。长兴三十一年，润缅签订协议，由南越都护府与缅甸政权共同指导缅甸地区的民生及外交。次年，越南派遣使臣前往南京，主动要求大润派遣大臣指导越南事务，长兴帝下令南越都护府全权负责。
截至长兴四十五年（1775），润朝官府统计在案的移民达到九十七万五千八百三十四人。南洋地区得到了大规模的开发与迅速的发展。
得益于南洋地区的开发，润朝本土的人口压力大大缓解，原本危在旦夕的人地矛盾、阶级矛盾被推迟。史学界认为，南洋开发“功在当代，利在千秋”，对润朝的繁荣稳定有“再造之德”。
三 远渡西洋
长兴九年（1739），随着澳门岛特别贸易区的诞生，中西贸易开始进入快速发展期。长兴十一年起，润朝保供司开始官方经营海外贸易，于当年开设自广州、松江经南洋地区至印度和波斯地区的海上运输。
由于保供司贸易线路覆盖了整个润朝沿海、南洋各地，英国东印度公司的利益受到了极大的侵犯，由印度洋、东南亚的绝对势力被迫沦为中间商。长兴十二年（1742），东印度公司专门通过了《东印度地区贸易规定增订案》，对润朝官方及民间的商业行为做出了关税、货品方面的严格限制，税率高出别国商船两倍以上，且禁止本国商户与润朝交易棉布纺织品、航海器具等货物。长兴十七年至长兴二十一年间，润英之间经过多次摩擦乃至大战，润朝凭借强大的军事力量击败了英国及东印度公司势力，完全掌控了南洋地区并获得了印度地区贸易主导权，并于加尔各答专门设立大润印度保供司经略处。而波斯地区作为英国与沙俄一直争夺的焦点，随着英国全面退出印度后的力量差距而被沙俄控制。
长兴二十二年，随着加尔各答条约的签订，长兴帝下令工部、兵部会同保供司一同经略润朝至西洋诸国的航线。这是自明朝郑和下西洋以来规模最为庞大的海上运动。大润舰队携带使团、商人，根据明代郑和以及西洋人航海经验，自广州出发，穿过马六甲海峡，沿印度、波斯、东非，约过好望角，北上抵达英国朴茨茅斯港。这是润朝历史上的突破性成就，彻底打开了东西方的贸易格局，向世界各国展示了润朝强大的海上力量。自此，润朝直接建立起自东南沿海至英国、法国、葡萄牙等国的商业联系，成为最具影响力的海洋大国之一。
一 民生多艰
长兴四十五年（1775），91岁高龄的长兴帝在玄武湖畔避暑时驾崩，庙号高宗，谥号武皇帝。作为中国历史上最长寿的皇帝，润高宗对润朝的繁荣以及中国历史的进步居功至伟，被誉为“远迈汉武，治隆唐宗”。然而，长达四十五年的长兴时代，为润朝统治埋下了两大隐患：江南派与建制派的权力问题，和润朝百姓的生计问题。
长兴年间，由于国力与贸易竞争力的突飞猛进，以商部及保供司力量为代表的江南派，和以都护府及润朝海军力量为代表的建制派，都实现了权力上的快速膨胀，其利益纠葛更加深入且广泛。由于其互为保障的利益关系，两派势力在长兴年间逐渐交错融合，形成了庞大的官商结合团体。长兴三十五年（1765）前，长兴帝凭借其能力及威望，完全掌控朝野势力，而此后随着长兴帝的年迈，皇权开始受到党派力量的侵蚀。晚年长兴帝宠幸宰相杨和桧，而杨和桧却暗中凭借权力建立起庞大的利益网络。长兴四十一年（1771），杨和桧控制了江南织造以及船舶业，以保供司名义经营“杭州商局”，大肆侵吞江南一带私营织造商、船具商的利益，垄断了整个江南的丝织出口和船具贸易。同时，为了侵吞军款，杨和桧将润朝海军舰船的建造权交由杭州商局代理，导致新建舰船屡屡出现质量问题。
杨和桧在南京操纵政治力量，同时与杭州的西溪侯马雨（开国元勋西溪侯马藤之后）勾结，由马雨在杭州替其办理经商事宜并打压江南各地的同行商户。马雨凭借强大的经商头脑，表面上风光无限，被百姓称为“大润商父”，背地里用尽手段、无所不用其极，成为杨和桧势力的京外代理人。
在杨和桧及马雨的操纵下，杭州知府以商用地的名义挤占了大量民间土地，以低价售卖给杭州商局。杭州商局以各种名义利用土地谋利，修建住宅租售、建造大型市场、以及供人游览的中西合璧风格的亭台院落……杭州商局在当地雇佣来自大润各地的大量工人，出工强度大大超出正常商户，有时甚至三更时分才能准许休息。
不仅如此，马雨等人为了进一步掌控江南贸易，勾结杨和桧以保供司名义开设了“西溪书院”，表面上为从商之人提供教育，实则是商人在此处花费重金收买名声并相互勾结。
杭州商局的存在表面上促进了江南商品经济的持续繁荣，实则使百姓生计更加艰难。杭州商局的恶性竞争与挤兑，导致江南许多小型商户纷纷破产，即使侥幸存活也被迫出卖产业投靠于马雨门下。同时，大量雇佣工被迫失业，商局工人在高强度的压榨下苟且偷生。马雨在杭州、松江等地开设大量青楼，卖艺之人凭借舞艺、歌喉、猎奇之术吸引大量富贵子弟消费欣赏，而商局从中获取大笔利润。
二 边关不宁 久战不利
高宗驾崩后，时年57岁的皇太孙张清文继位，改元金福。金福二年（1777），皇帝因病去世，庙号仁宗，谥号章皇帝。同年，32岁的皇五子张枋询继位，改元明德。
自弘懿以来的近百年中，润朝谋图南洋西洋的利益，建立起强大的海上力量，却长期忽视了内陆边疆。金福元年，南京及江南各地的雇佣工一年薪水大多超过千两白银，而同时吉林、兴安、西域等地农民一年的收获结算成白银不足百两。大量边关百姓抛弃田地，逃避当地官府追查，来到北京、成都等地做工，成为黑户。官府下令严查黑户，却因此举与各大商户的利益冲突而不了了之。此外，由于长兴以后保供司获准大规模经商，原本供养边远地区的功能形同虚设，货品几乎无法抵达，甚至盐铁都无法抵达。以兴安省为例，当地居民购买的扬州产海盐，甚至是被迫以高昂的价格从沙俄走私队购进的。
长兴之后，沙俄武装势力蠢蠢欲动，于金福元年（1776）再次越过贝加尔湖，掠夺了当地的蒙古部族，诛杀牧民数百。金福二年，沙俄武装再次抵达尼布楚，被兴安省部队击退。明德二年（1779），沙俄诛杀尼布楚守将，重建尼布楚城，兴安巡抚八百里加急奏报南京。明德帝召集臣僚商讨出兵东北，杨和桧坚决反对出兵，认为东北苦寒无利可图，而润朝与俄国的贸易使润朝获利无数，不可因为边地的一点摩擦而不顾大局。群臣附于杨和桧势力，随之反对。
明德四年，沙俄自尼布楚进入外兴安岭地区，烧毁村落，屠杀村民数百。明德五年，沙俄自尼布楚进入大兴安岭地区，烧毁村落，屠杀村民数百。此处略去二百字。
至明德七年（1784），兴安省因沙俄掠夺损失人口过万。而由于润朝力量集中东南，兴安省毫无财力和人力与沙俄一战，邻近诸省不愿惹事，不予支援。而此时，杨和桧等人沉浸于江南富贵温柔乡，认为边关摩擦不足为怪，明德帝受到杨和桧的消息封锁，不知边关情况。
明德十二年（1789），兴安省已经沦为沙俄军队随意进出的坦途，兴安百姓起而反叛，诛杀兴安巡抚。杨和桧等人方才意识到问题严重，急调东北各省部队驰援兴安。由于兴安地广人稀，叛军不过数万人，叛乱被迅速平息。然而，沙俄已经实际控制西至贝加尔湖，东至整个黑龙江以北的广袤地区。明德十四年（1791），润朝将兴安省所有机构撤回黑龙江以南，《贝加尔条约》沦为废纸。
与此同时，南越都护府在中南半岛的羁縻统治中也受到严峻考验。英国的东印度公司尽管名义上退出了印度及以东地区，却一直暗中扶植缅甸和印度的反润势力。长兴四十三年（1773）以来，缅甸王室及地方反润势力累计爆发骚乱二百余次，润朝自云南和南越都护府多次加派军队控制缅甸。明德十三年（1790），缅甸政府在英国的支持下武力驱逐了南越都护府的在缅外交、军事机构，单方面宣称脱离润朝的军政控制。此后润缅陷入了长达十四年的战争，而由于缅甸的战乱，润朝失去了控制加尔各答的能力，在印度半岛的势力几乎丧失。明德十九年（1796），英国趁乱重新掌握了印度半岛局势，并以此为基础击败沙俄控制了波斯地区，派遣印度总督。润朝政府强烈谴责了英国的侵略行径，痛斥英国单方面撕毁合约破坏现状、打破印度洋地区的繁荣稳定的罪恶行为。然而，润朝深陷缅甸乱局自顾不暇，无力抵挡英国的东进。重回印度的英国进一步加大了对缅甸政府的扶植力度，提供大量先进武器装备，并派遣印度海军在缅甸沿海护航。
明德二十七年（1804），缅甸战争已经耗费了润朝的大量国力，而且由于印度和波斯陷入英国掌控，润朝失去中途补给，难以维持保供司经营的西洋贸易。润朝商船只能在抵达马六甲海峡后，就将货物转卖给英国商船，润商利润大量被英商转移，润朝的商路实质上被卡死在了马六甲地区，印度洋再次成为英国的天下。最终，润朝与缅甸签订了《润缅和约》，承认缅甸的独立王国地位，将南越都护府撤出缅甸地区。至此，南越都护府实则沦为了“越南都护府”，失去了对中南半岛西部大片地区的控制。而长兴年间迁入缅甸及周边的大量移民，在润缅战争期间饱受战火摧残，不仅被缅甸军队大肆屠杀，并且被南越都护府的衙门无故抓走充军或充当苦力。部分华人试图自润缅边境逃回云南，却被云南巡抚以“驱挡乱贼”为由堵在边关外，其中饿死或被缅军杀死者不计其数。
一 权力斗争
润朝中期以来，代表性的政治问题是官商勾结的权臣政治。知名历史学家“匿名用户”指出，商人的利益往往与国家顶层统治者（皇帝）以及国家底层建设者（百姓）的利益，都是完全脱离甚至相反的。商人的诉求是将上层和下层的权益都让渡到作为中间权力阶层的商人本身。而润朝这个国家自身，主观上始终试图捍卫皇帝作为统治者的优势地位，但客观上作为封建体制下的资本逐利者，成为官商勾结的政治形态的成长沃土。
长兴三十八年（1768）杨和桧担任宰相，标志着润朝中晚期权臣时代的正式开始。杨和桧掌权长达二十五年，直到明德十六年（1793）去世。而这二十五年间形成的庞大“杨浙党”已经掌控了润朝国家机器的每一个角落。杨浙党两大权力构成主体，是南京的朝野力量和杭州及整个江南的商界力量。杨和桧去世后，明德帝致力于恢复皇权的绝对优势，拉拢了两个主要力量：一是因江南商贸而利益受损的西北及各地士族权贵，二是受到杨浙党打压的皇族及外戚势力。从而形成了“皇室党”力量。
明德二十七年（1804），明德帝趁缅甸丢失，以丧权辱国为由诛杀和罢免了数位杨浙党朝廷大员，让皇室党人物占据了数个要害官职。明德二十九年（1806），明德帝及皇室党意图限制富商及杨浙党势力，下诏对润朝土地制度做出变革，修改长兴新政的条款，主要内容是禁止商人地主对商业用途的土地的永久拥有权，只可以出价向朝廷获取土地二十年为周期的使用权，同时禁止在朝官员直接经营商铺、制造局等任何商业行为。史称“明德变法”。
明德帝选择在相对远离江南官商大本营的四川首先推行变法。明德三十年起四川开始强制执行新法，而四川官员大多牵涉商场，且受到杨浙党、四川富商的收买拉拢，对明德帝的诏令阳奉阴违，两年内改革毫无成效反而商业乱象愈演愈烈。明德三十二年，明德帝将四川巡抚、四川保供司官员、成都各级官员大批撤职查办，掀起了四川官场和商场的大波澜。而四川官员富商与南京杨浙党内外勾连，暗中支持四川反对势力，培养起一批“忠义团”，对政府征收土地、调查商铺的改革行为进行暴力干扰，在成都武侯祠门前刺杀了朝廷督办改革的钦差大臣，声称“卫戍黎民，替天行道”。同时，四川官员暗中切断川鄂交界处的长江水道，阻碍东南货物进入四川，对川内百姓封锁消息，假称南京朝廷对四川禁运。四川大乱。
明德三十三年，明德帝调遣润朝西北军队强行进入四川，试图打压四川骚乱势力。从南京到西北西南的杨浙党势力故意作梗，欠发军饷及物资，不断挑动川内反对力量，最终明德帝的镇压行动不了了之。南京的皇室党受到大肆排挤，连日常工作也无法开展。明德三十四年，明德帝被迫下诏废除所有改革，恢复长兴年间的一切法令。
明德变法的彻底失败，标志着润朝皇权正式落败给大官僚资本势力，润朝政府完全成为官僚勾结商人共同把控的名利场。
明德三十六年（1813），明德帝抑郁而终，享年67岁，庙号文宗，谥号平皇帝。明德帝死后，皇室党遭到杨浙党清算，大量罢官流放反水，润朝皇权从此彻底失去翻盘余地。40岁的太子张显颐继位，改元宣光。
而宣光四年，因皇帝不配合杨浙党的政治操纵，大臣设计谋害，宣光皇帝在紫金山祭天时滑落山崖去世，庙号哀宗，谥号灵帝。
杨浙党拥立仁宗金福皇帝的旁支孙辈，51岁的顺亲王张显璞，改元顺天。顺天年间，皇帝形同虚设，杨浙党权倾朝野。顺天十年（1827），顺天皇帝病逝，庙号英宗，谥号成帝。22岁的幼子张枞元继位，改元昌徽。
二 昌徽缩边
明德年间开始，润朝的财政问题已经渐趋严重。润朝官府收入主要有三大来源：西洋/南洋贸易关税，官府转让土地，以及传统赋税。前两者是大润财政的重要命脉，是润朝相比于明朝财政实现突飞猛进的根本原因。
然而，明德以后南洋地区势力大大压缩，贸易关税仅剩两成。而后官府在四川的改革又激化了商人与官家的矛盾，土地财政也陷入危机。昌徽元年（1828），润朝的财政收入仅有金福元年（1776）的不到四成。因此，润朝无力维持庞大的军队，水师、步兵、骑兵都被迫大规模裁撤，东南亚地区的两大都护府经费也连年缩减。
此时，英国等西欧国家的工业革命已经如火如荼，而润朝在海上的挫败导致与外界的交往显著减少，且英国等国对润朝实行了蒸汽机、纺织机、机车等关键技术物品的禁运，大润弘懿年间设立的军技司因财政原因也已经完全停摆。据史实分析，昌徽年间润朝军事装备仅有英国1750年左右的水平。
昌徽九年（1836），英国依靠其在印度和缅甸的驻军，入侵越南，占领越南南部并扶植了殖民政府。越南国王向南京求助，但朝臣认为润朝可以把越南作为交换筹码，以放弃越南来换取英国在贸易和技术上的让步。昌徽十一年（1838），英勇的越南军民经过两年抵抗，最终不敌英国侵略者，东京府河内沦陷。至此，南越都护府和南洋都护府也已经名存实亡。昌徽十二年（1839），润朝正式宣布撤销两大都护府，润朝的东南亚势力彻底终结。
然而，以东南亚为代价的润朝，并没有得到英国在贸易上的任何让步，英国甚至提出了在广州设立英国东印度公司代理的狂妄要求。润朝举国愤怒，以广东巡抚林则徐为首的广州人民大规模集会抗议英国行径，在虎门焚毁了大批英国商品。史称“虎门示威”。
这给了英国人干涉中国的借口。1840年，英国舰队以保护自由贸易为借口进入广州沿海，击败了广东水师，随后一路北上直逼长江口。荒废多年的润朝海军一路溃败逃亡，1842年英国舰队已经抵达南京城北的江面。以昏聩的昌徽皇帝为代表的润朝官员，被迫与英国求和，签订了《南京条约》，割让了广东香港作为英国的中转基地，并规定从此润朝船只不得超过马六甲海峡。
昌徽帝认为，润朝丧尽威严的根本原因是国内商人势力的横行，提出“以祖宗正国法，复万世之基业”，即取消国内大规模商贸的合法性，恢复农业经济的国策，得到了全国农民、地主、皇室的广泛响应和支持。而这大大触犯了杨浙党以及商贾的利益。昌徽二十三年（1850），杨浙党成员暗杀昌徽帝，对外宣称暴病而亡。昌徽帝享年四十五岁，庙号“光宗”，谥号“顺皇帝”。
1850年局势图
一 名存实亡的天子
昌徽以后，润朝皇帝除了摆设以外毫无作用。此处列出后世皇帝名单：
（未完待续，但不知道怎么续了。感谢各位大读者小读者们，祝大家健康快乐每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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