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早的问题啊，又可以好好说道说道易中天先生了。不过一切都是在肯定易中天先生对普及三国的巨大贡献的基础上来讨论的。
作为一粒【葛粉】，我对易中天说【诸葛亮不是杰出的军事家】是很有意见的：
截图自《易中天品三国》上海文艺出版社，2006年7月版，分别截图于【开场白】与【第四十一章：以攻为守】：
（具体反驳下文有，在第10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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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文字援引齐齐哈尔大学中国古代史教研室主任朱春荣（笔名天行健）的《清算品三国》一书中的【第三章 纠错61条】：
2 孙权称帝，不在公元222年
“孙权称帝，是在公元222年。”(《品三国》1页)
按：在魏、蜀、吴三国中，第一个正式称帝的是曹操的儿子曹丕。
公元220年正月，66岁的魏王曹操病逝。当年10月，曹丕以“受禅”(接受汉献帝的禅让)为名，篡汉称帝，国号魏，改元黄初，历史上称为魏文帝。
第二个称帝的是刘备。他在第二年，即公元221年4月，在成都武担山之南登极称帝，国号汉，史称蜀汉，改元章武。刘备在历史上称蜀昭烈帝。
孙权在最初，对称帝之事是比较低调的。因为在这以前，孙权夺取荆州，杀害关羽，和蜀国处于交战的状态中。为了取得魏国的支持，便投靠了魏国，名义上是魏国的藩属。据《三国志·吴主传》：在刘备称帝这一年(公元221年)的11月，魏文帝曹丕封孙权为吴王，名义上仍然是臣服于魏国。公元222年，孙权开始脱离魏国而独立，建立了黄武的年号。但这年并没有称帝，名义上仍然是吴王。到了下一年，即吴黄武二年(公元223)，夏4月，“权群臣劝即帝号，权不许。”(《三国志·吴主传》)一直到了公元229年，就是曹丕称帝9年之后，刘备称帝8年之后，孙权才正式称帝，改年号为黄龙，孙权在历史上称为吴大帝。
5 蜀汉有史官吗？
“……刘备的那个蜀汉，还没有官修史书。《三国志》中的有关记载，竟是“耳闻目见”加“道听途说”。这样一来，我们又只能寄希望于历史学家的考证。然而历史学家的看法也不一致。比如蜀汉政权“国不置史，注记无官”一事，就被唐代史学家刘知几认为是诬蔑不实之词，谓之“厚诬诸葛”。这可真是越来越说不清。”(《品三国》5页)说蜀汉没有史官，是陈寿在《三国志·后主传》的卷末评语中提出来的，他说：“又国不置史，注记无官，是以行事多遗，灾异靡书。诸葛亮虽达于为政，凡此之类，犹有未周焉。”
那么，蜀汉是不是有史官呢？可以从三个方面来论证这个问题。
第一，唐代史学家刘知几在《史通·曲笔篇》中说：《三国志》中记有蜀国灾异之事，如“黄气见于秭归(见《先主传》章武2年)，群鸟堕于江水(见《后主传》裴注引《汉晋春秋》)之类，“若史官不置，此事从何而书？”刘知几又说：“《蜀志》(即《三国志·蜀书》)称王崇补东观(做东观郎，东观就是史馆)，许慈掌礼仪。又卻正为秘书郎，广求益部(益州)书籍，斯则典校无缺(参考资料并不缺乏)，属辞有所矣(写作有根据了)。而陈寿评云蜀不置史官者，得无厚诬诸葛乎！”(不是严重地污蔑了诸葛亮吗！)第二，据《三国志·后主传》记载：“景耀元年(公元258)，史官言景星见，于是大赦，改年。”
景星，古人又称为瑞星、德星，就是客星。认为景星的出现是吉祥之兆，所以要大赦，改年号。这是明确记载了蜀汉有史官。
第三，至今见于著录的三国两晋人所著的有关蜀国历史的史书有谯周(三国蜀人)的《蜀本纪》，陈术（三国蜀人）的《益部耆旧传杂记》，王隐(晋人)的《蜀记》，陈寿(晋人)的《益部耆旧传》，王崇(晋人)的《蜀书》，孙盛(晋人)的《蜀世谱》、习凿齿(晋人)的《汉晋春秋》，常璩(晋人)的《华阳国志》等。说明有关蜀国的历史资料并不是一片荒芜的。
7 “火烧博望”史无其事
“火烧博望是有的，但那把火是刘备所放(先主设伏兵，一旦自烧屯伪遁，惇等追之，为伏兵所破)，没听说有诸葛亮什么事。”(《品三国》6页)根据《三国演义》的说法，火烧博望坡发生在诸葛亮出山以后，说诸葛亮利用火攻之计，打败了曹兵，是诸葛亮的“初出茅庐第一功”。但这与史实不符。据史书记载：此役发生在诸葛亮出山之前，《三国志》上没有绝对的年代，根据《先主传》，相对年代在建安五年(公元200)至建安十二年(公元207)之间。《资治通鉴》把此役编排在建安七年(公元202)，就是刘备投靠刘表的第二年，诸葛亮出山的前五年。这个战役的经过，《三国志·先主传》和《李典传》都有记载，详略有所不同。《先主传》说：“(刘表)使(刘备)拒夏侯惇、李典等于博望。久之，先主设伏兵，一旦自烧屯伪遁，惇等追之，为伏兵所破。”
《李典传》说：“刘表使刘备北侵，至叶。太祖遣典从夏侯惇拒之。备一旦烧屯去，惇率诸军追击之。典曰：‘贼无故退，疑必有伏。南道狭窄，草本深，不可追也。’ 惇不听，与于禁追之，典留守。惇等果入贼伏里，战不利，典往救，备望见救至，乃散退。”
那么，根据史书所记，有没有“火烧博望”这件事呢？答曰：没有。刘备确实是放了一把火，但那是“烧屯伪遁”，是说刘备烧了自己的营盘，假装向南退走，把曹兵引入道路狭窄、草木繁茂的地方，伏兵大出，打败了敌人。烧毁自己的营盘，是古代退兵时常用的办法，免得营盘被敌人利用。至于“烧屯”的地点《先主传》说是在博望(县名，县治在今河南方城县南)，《李典传》却说是在叶县(今河南叶县西南)，刘备在叶县境内烧了自己的营盘以后，向南退到博望境内的草木丛深之处，出动伏兵打败了曹兵，此说较为合理。
10 诸葛亮不是杰出的军事家？
“实际上诸葛亮是杰出的政治家和外交家，未必是杰出的军事家。他的军事成就是有争议的，他的军事才能也不像后世传说的那么玄乎。……诸葛亮也不像文学作品和民间传说中说的那样迭出险招。爱出险招的是郭嘉。而诸葛亮的特点，无论是史家的评论，还是他的自我评论，都是‘谨慎’。陈寿说他“治戎为长，奇谋为短，理民之干，优于将略”，应该说是实事求是的评价。也就是说：诸葛亮是萧何，不是张良和韩信。”(《品三国》7页)关于诸葛亮的军事才能，确实是有争议的。但至今为止，大多数人已经基本上形成了一个共识，争议并不是太大的。这个问题非常复杂，因为篇幅的关系，不能详论。我仅仅从四个层面，引证成说，兼及己意，简单地亮出一些基本观点。第一， 在演义小说和民间传说中，诸葛亮被神化了。易书说：“他的军事才能不像后世传说的那么玄乎”，这说法当然是对的。但是诸葛亮并非没有军事才能，并不能否定他是历史上杰出的军事家。
第二， 对诸葛亮的军事才能提出异议，主要是来源于《三国志》的作者陈寿在《三国志·诸葛亮传》中的几句评语。一则曰：“然亮才，于治戎为长(治理军队是他长处)，奇谋为短；理民之干(治理百姓的能力)，优于将略。”一则曰：“盖应变将略，非其所长欤？”对此，很多学者认为：陈寿是晋国的大臣，晋国皇帝晋武帝司马炎的祖父司马懿是诸葛亮伐魏时在战场上遇到的主要对手。陈寿如果称赞诸葛亮的军事才能，就是贬低司马懿，所以陈寿只能唱低调。
（在这点上我的看法是，陈寿在《三国志》未有提及【甲首三千】的战绩，是在为司马遮丑。而【奇谋为短】【优于将略】只是针对诸葛亮自身能力间的对比，只能说明诸葛亮内政比军事强，治军比奇谋强，并不能体现诸葛亮比别人差，故而陈寿算是【春秋笔法】了。）
第三， 吴人张俨说(以下是译文)：“孔明起于巴，蜀之地，占有一州的土地，与魏国这个大国相比，他的战士和人民，仅仅有九分之一。却向我大吴进贡(这是站在吴人的立场说的大话，实为与吴国联合)，对抗北方的敌人。至使农业与军事井然有序，刑法整齐，率领步卒数万，长驱直入祁山，慨然有饮马河，洛的志向。仲达(司马懿)据有天下十倍的土地，凭借他兼并而来的士卒，据守坚固的城池，拥有强盛的军事力量，却没有打败敌人的意向，仅仅想要保全自己而已，使得那诸葛亮来去自如。若是诸葛亮不死，用尽机谋，尅日进兵，则凉，雍二州(主要指今甘肃，陕西地区)就会兵不解甲，中原地区马不离鞍，胜败的局势，也就决定了。昔日子产(春秋时人)治理郑国，诸侯不敢加兵，蜀相诸葛亮和这是相似的。”(《三国志·诸葛亮传》裴注引《默记·述佐篇》)又：清代学者黄恩彤，对诸葛亮的军事才能有一个全面的论述，摘要译述如下：“陈寿说诸葛亮短于用兵，是因为他没有详细地阅读他的本传。(按：诸葛亮的本传就是陈寿写的，岂能说他没有详读？如上所述，陈寿是因为所站的立场不同，下笔有顾虑而已。)建兴六年(公元228)，武侯进攻祁山(今甘肃西和东北)，因为马谡违反节度而失败，但还是乘机迁移西县(今甘肃天水西南)百姓千余家于汉中。这年冬天，又出散关(今陕西宝鸡西南)，因为粮尽而退兵，斩了魏将王双。九年(公元231)，又出祁山，因为粮尽退兵，射杀了魏将张郃。可见自从出师以来，多因为军粮不继，以至挫伤了军队的锋芒。但每次退兵，往往能擒斩敌人的上将，全军振旅而还，不能说他短于用兵啊。”
(引自《三国志旁证》22卷)这两位古代学者的评论，应该说是公允的。
第四， 诸葛亮一生谨慎，治军也谨慎。不打没有准备的仗，不走险棋，不出险招，但根据具体情况，出奇制胜的情况也不少。这只能说诸葛亮用兵属于这种风格，而并非不善用兵。形成这种风格的原因有二：一是和他缜密审慎的性格分不开的。二是形势使然。蜀国国小势弱，和强大的魏国抗衡，不能出差错，也拼不起。
19 军阀割据不等于地方自治
“乱世英雄起四方，有枪就是草头王。中央政权失去控制之后，拥兵自
重的地方官就成了割据一方的诸侯王。帝国境内，开始了地方自治，军阀割据和诸侯兼并。”(《品三国》39页)
公元184年，黄巾大起义爆发，东汉政权被起义军打得焦头烂额。黄巾军主力失败后，在外戚、官僚士大夫和宦官激烈斗争的背景下，董卓进京，控制了朝廷。公元190年，关东各州郡以讨董卓为名纷纷起兵，实际上是军阀混战的开端。他们逐鹿神州，烽烟四起。到了公元196年，曹操挟献帝定都于许县时，全国军阀割据的形势，大体上是这样的：
曹操：占据兗、豫二州及京畿地区，以许都(今河南许昌市西南)为中心。
袁绍：占据冀、青、并三州，以邺县(今河北临漳西南)为中心。
公孙瓒：占领幽州，以易京(今河北雄县西北)为中心。
袁术：占据
扬州的淮河流域，以寿春(今安徽寿县)为中心。
孙策：占据江东，即扬州的吴郡和会稽郡(今江苏、浙江、上海一带)。
刘表：占据荆州，以襄阳为中心。
吕布：占据徐州，以下邳(今江苏睢宁西北)为中心。
马腾、韩遂：占据关中(今陕、甘地区)。
公孙度：占据辽东郡，以襄平(今辽宁辽阳市)为中心。
刘璋：占据益州，以成都(今四川成都市)为中心。
那么，这种军阀割据的局面，是否如易中天所说，就是地方自治呢？不是的。古代有藩属制度，而没有地方自治制度。地方自治制度是近现代的政治制度，虽然在不同的时间，不同的国家，具体内容不同，但大体上都有这么几个共同的特点：
一是地方政权受中央政权的领导。
二是重大问题由中央统一管理和实施，如外交、对外战争、重大工程等。
三是国家有宪法，地方有自治法，一切按法制办事。
四是地方上的重要人事任免事项，由中央任命或批准。
22 屯田制表述五误
“曹操在公元196年(汉献帝建安元年)接受谋士们的建议，开始实行屯田制。当时，由于连年战争，许多土地已成为无主田亩。曹操就将其收归地方政府，一部分交给军士和黄巾降卒耕种，名为军屯；一部分招募失地农民耕种，名为民屯；耕牛和农具则由政府提供，同时收取五到六成的地租。这就叫‘屯田’。所谓‘屯’，就是居住方式军事化，耕作方式集体化，可谓当时的‘生产建设兵团’，曹操的军政府变成了农场主。”（《品三国》47页）
易书关于曹操屯田制的表述，上引之不到200字的文字，错误就有五处。现在根据《后汉书》，《三国志》及裴松之注，《通典》，《晋书》的有关记载，纠谬如下：
第一，易书说曹操在建安元年（公元196）搞屯田制，分为军屯和民屯。实则先搞的是民屯，军屯则是在建安二十一年（公元216）曹操为魏王后，由军司马司马懿提出而实行的，前后相差了二十年。
第二，易书说：曹操将无主土地“收归地方政府”，用来屯田，这种表述是错误的。曹操在实行屯田制时，自上而下地设立了一套典农机构，类似今之农恳系统。最高的领导机构是中央的大司农；郡里设典农中郎将和典农校尉；县里设典农都尉；以下是基层的生产单位屯司马，每个屯司马辖屯田客50人。屯田机构独立于郡、县行政系统之外，农官和郡守、县令不相统属，屯田客也不编入地方的户籍，不归地方官管辖。所以这些无主的荒地，不可能“收归地方政府”，而应该是收归典农机构管理。
第三，易书说屯田的“耕作方式集体化”，这也是不对的。屯田客并不是集体耕种，而是每一家都从屯田机构租来一定数量的土地，由一家一户分散耕种，与原来的小农经济的生产方式没有什么区别，收成后给屯田机构交纳地租。开始是“计牛输谷”，就是按照屯田客租赁官牛的头数纳租。后来改为按亩数和产量纳租，变成分成租。实际上，他们的身分是国家的佃客(佃户)。
第四，易书说：耕牛和农具由政府提供，也是不确的。屯田客可以租赁屯田机构的牛，也可以用自己的私牛。改成分成租后，使用官牛的，按官六民四的比例分成；使用私牛的，则是对半分成。
30 沮授未曾见利忘义
关于对待皇帝的态度问题，易中天认为：曹操方面主张“奉天子”，袁绍方面主张“挟天子”，二者有高下之分，本质不同。其实，这只是易中天的主观想法，事实并非如此。我们在前面已经讨论了这个问题，这里就不再重复了。现在补充一个问题，就是易中天分析了曹操方面的荀彧和袁绍方面的沮授对于皇帝问题的主张，作出结论说：“如果比较一下荀彧和沮授的说辞，则品位和格调的高下就一目了然。荀彧着眼于“义”，沮授着眼于“利”。荀彧始终紧扣一个主题：捍卫现任皇帝，就是维护国家统一，这是“大义”。沮授则反复强调一个策略：掌握现在皇帝，就能拥有政治资本，这是“大利”。”(《品三国》73页)事实果然如此吗？我们先看一看沮授的说辞：“将军弱冠登朝，则播名海内；值废立之际，则忠义奋发……”(《三国志·袁绍传》)沮授何曾不讲“忠义”？
又：当初袁绍出兵时，沮授表示反对。他说：“救乱诛暴，谓之义兵；恃众凭强，谓之骄兵。兵义无敌，骄者先灭。曹氏迎天子安宫许都，今举兵南向，于义则违。”(《三国志·袁绍传》引《献帝传》)短短的30余字，就出现了三个“义”字：一则曰：“谓之义兵”；二则曰：“兵义无敌”；三则曰：“于义则违”。谁说沮授不讲“义”？
再有上引之《献帝传》，记载了沮授与郭图、淳于琼的论辩之辞，沮授说：“今迎朝廷，至义也；又于时宜大计也。”
沮授所说的“至义”，与荀彧所说的“大义”，有什么区别？如果说有区别的话，恐怕“至义”比“大义”层次反而更高一些。
31 许·许县·许都·许昌
“袁绍集结了十万精锐部队，向许昌方向挺进，而曹操的军队也在两个月前驻扎官渡，一场决定当时中国命运和前途的战争即将打响。”(《品三国》84页)
这段表述，有两处不妥。
第一，官渡之战是一场为统一北方而战的战争，赤壁之战是关系到统一全国的战争。曹操在官渡之战取得胜利后，便逐渐在基本上统一了北方。如果他在赤壁之战中再取得胜利，就可以进而统一全国了。而由于他的失败，便形成了三国鼎立的局面。因而说官渡之战是决定当时中国命运和前途的战争，是不够确切的。把“中国”二字改为“北方”就对了。
第二，官渡之战时，还没有许昌这个地名。今河南省许昌市一带，春秋时为许国。秦改置县，即许县。古代称呼某县，在习惯上不冠以县字，只称为许，县令也只称为许令，而不称许县令。建安元年(公元196)，曹操奉迎汉献帝定都在这里，所以又称为许都。公元220年，曹丕篡汉建立魏朝，以洛阳为首都。改许县为许昌，寓有“因许而昌”的意思，从此才有了许昌之名。以洛阳、长安、许昌、谯、邺等五县为五都。
因此，说公元199—200年之间，袁绍的军队“向许昌方向挺进”，是错误的。
34 烧粮车还是烧粮库？
火烧乌巢是曹操在官渡之战中取胜的关键所在，而这又是许攸的一大功劳。许攸在最关键的时刻投归了曹操，向曹操透露了重要的信息，促成了曹操的成功。易书说：“许攸一到曹营，就为曹操出了‘火烧乌巢’的计谋。曹操也当机立断，亲自率领轻骑兵直奔乌巢。乌巢是袁绍的粮库，却没有派重兵把守。曹操化装成袁军，人衔枚，马缚口，趁夜色，抄小路，急行军奇袭乌巢，一把火烧光了袁绍所有的军需物资和后勤设备。”(《品三国》89—90页)现在出现了这样的问题：在乌巢烧的是粮库吗？这里没有重兵把守吗？我们且看有关的记载：《三国志·武帝纪》：“冬十月，绍遣车运谷。使淳于琼等五人将兵万余人送之，宿绍营北四十里。”
《三国志·武帝纪》裴注引《曹瞒传》：“(许攸曰)今袁氏辎重有万余乘在故市、乌巢，屯军无严备；今以轻兵袭之，不意而至，燔(烧)其积聚，不过三日，袁氏自败也。”
《三国志·袁绍传》：“会绍遣淳于琼等将兵万余人北迎运车。……琼宿乌巢，去绍军四十里。太祖乃留曹洪守，自将步骑五千候夜潜往攻琼。”
42 谁说刘备没有消灭一个军阀？
“刘备还没有像样的战功。……事实上，诸侯混战的时候，没有一个军阀是被他消灭的。”(《品三国》125页)
这说的是建安四年(公元199)刘备离开曹操重返徐州的时候。至此为止，刘备确实还没有什么像样的战功，但若说没有消灭过一个军阀，那就错了。李傕的余部杨奉，就是被他消灭的。
兴平二年(公元195)，献帝被李傕所控制。杨奉叛变了李傕，与原白波军(黄巾余部)将领韩暹共同护送车驾到安邑(今山西夏县西北)，第二年又把车驾迁到洛阳，然后自己率兵屯驻在梁县(今河南汝阳临汝镇东)。曹操把献帝从洛阳迁到许县时，以瞒天过海之计骗过了杨奉，曹操又出兵进攻梁县，杨奉战败，南投袁术，后来又背叛袁术，与吕布结盟。军队在吕布那里吃不饱，又和刘备联系，要共同攻击吕布，刘备假意答应，诱其前来，把他杀掉了。这件事，《三国志·先主传》、《董卓传》都有记载。《董卓传》裴注引《英雄记》说：
“备诱奉与相见，因于坐上杀之。”
《资治通鉴》也有记载：
“备请奉入城，饮食未半，因于坐上执之。”
看来刘备是设了“鸿门宴”。
这时刘备被吕布打败了，正屯兵沛郡的郡治相县(今安徽濉溪西北)，与曹操联合，准备进攻吕布。杀杨奉是他献给曹操的一件重要礼物。
46 未闻隐居的诸葛亮，与高官有交往
“诸葛亮当时虽然隐居草庐高卧隆中，却是“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和他有关系或者交往的，不是高官，就是名士。”(《品三国》142页)说诸葛亮的草庐里，“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不一定太确切；因为诸葛亮和《陋室铭》的作者刘禹锡所处的环境不同，刘禹锡是官僚士大夫，所接触的都是官场中人或文人墨客，可以“往来无白丁”；而诸葛亮是“躬耕垄亩”，处在山村的环境，难免会与下层劳动人民接触。
49 赤壁战前的刘备“身无分文”吗？
易书在第十七集《隆中对策》中，说刘备这时“身无分文，要啥没啥。”(《品三国》158页)那么，当时屯兵新野的刘备，果真困窘到这个程度吗？
诚然，这时刘备没有自己的根据地，只能寄寓在刘表处，为人家看守北大门。若说刘备没有自己的一寸土地是对的，但不等于像叫花子一样“身无分文，要啥没啥”。
那么，刘备都有什么家当呢？
第一，有兵。据《三国志·诸葛亮传》记载：赤壁之战前，诸葛亮到柴桑见孙权，对孙权说：“豫州虽败于长阪，今战士还者及关羽水军精甲万人。”这是在溃败以后收集残兵还有一万人，那么战前会更多的。
第二，有粮食和军资。这么多的兵，当然不能喝西北风生活，也不能没有盔甲和武器、车、船等。据《三国志·先主传》说：从当阳撤退时，有“辎重数千辆”(辎重车是装载粮食和军用物资的)，关羽的水军“乘船数百艘”。这时刘琮的部下和很多荆州人跟着他走，刘备会新得到许多物资，但也应该有一部分是老本儿。
第三，有一批文臣武将。如关羽、张飞、赵云、麋竺、麋芳、孙乾、简雍……等等，有了一个基本的干部队伍。
50 太史慈不是刘繇的部下
“孙策的大气和聪明使他英气逼人，充满人格魅力，也使他和其他英雄惺惺相惜，比如刘繇的部将太史慈。有一次孙策和太史慈狭路相逢，两个人短兵相接，搏斗中孙策抢到了太史慈背上的短戟，太史慈也抢到了孙策的头盔，最后不分胜负。”(《品三国》167页)易书关于太史慈事的这段叙述，有错误。据《三国志·太史慈传》说：“扬州刺史刘繇与慈同郡，慈自辽东还，未与相见，暂渡江到曲阿见繇，未去，会孙策至。或劝繇可以慈为大将军，繇曰：‘我若用子义，许子将不当笑我耶？’但使慈侦视轻重。”
这是说：太史慈和刘繇都是东莱郡人，二人是同郡的老乡。(东莱郡治掖县今山东莱州)。)太史慈到曲阿(今江苏丹阳)去看望刘繇，在那里做客的期间赶上孙策率兵来进攻。有人劝刘繇任命太史慈为大将军，刘繇觉得太史慈年轻，怕用这样的人作大将军会让善于品评人物的许劭(字子将)见笑。只是给他一个任务，让他出城去侦察一下敌情。
可见，这时太史慈只是在刘繇那里作客，并不是他的部将，出城侦察敌情，是属于帮忙性质。
57 刘备的“皇叔”身份于史无据
易书里几次提到“刘皇叔”。第十五集说：“刘备为帝王之胄。他是汉景帝之子中山靖王刘胜的后代。按照《三国演义》的说法，当今皇上还要叫他一声‘叔’。”（《品三国》144页）第二十一集说：“何况我们这位‘刘皇叔’，可历来就是能屈能伸的。”（《品三国》193页）第二十四集说：“孙权恐怕就会这样说：瑜哥呀，你先打着试试看。打得赢就打，咱捞一把；打不赢就回来，咱不管那‘刘皇叔’的死活了。”（《品三国》214页）在这三处叙述中，第一处明言“皇叔”之说是根据《三国演义》，而第二处、第三处虽然加了引号，却又言之凿凿，大体上是一种半信半疑的态度，这就需要澄清一下了。
刘备的皇族身份，是见于史书记载的。如《三国志·先主传》说他是“汉景帝子中山靖王胜之后也。”诸葛亮也说他是“帝室之胄”。（《三国志·诸葛亮传》）。尽管古代史学家如裴松之、司马光、胡三省等对此有所怀疑，但毕竟是见于史书的明确记载，和刘备同时代的人，大体上也承认。至于他的辈分是否是“皇叔”，则不见史书和谱牒的证实，就只能是小说家之言了。当然，此说并非始于《三国演义》，比《三国演义》成书大约早30-50年的《三国志平话》，就有“刘皇叔”之说。《演义》在此基础上，为了突出刘备的正统地位，便特别强调他的皇叔身份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