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一生都是依据康德的道德律令而活，所有行动都来自康德对于责任的界定。”阿道夫·艾希曼为自己辩护时，反复强调“自己是齿轮系统中的一环，只是起了传动的作用罢了。”——作为一名爱国，谦逊而礼貌的公民，他相信自己所做的都是当时国家法律所允许的；作为一名恪尽职守的军人，他只是在服从和执行上级的命令。
如果说南京大屠杀与满洲的万人坑证明了现代人依然可以重新成为中世纪的野兽，那么奥斯维辛则告诉人们，现代人无需回到中世纪便可以犯下让上帝掩面的罪行，证明人类数百年来引以为豪的理性不过是貌似坚硬而圣洁，实际上不堪重击的瓷器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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轴心时代的哲学家们坚信存在变中之不变，多中之一，相对中之绝对，瞬间中之永恒这样的万有之全与世界性的统一，因此存在这样一个世界，它是真正的，足以克服现实世界的虚假；他是绝对的，足以克服现实世界的条件，它亦是无矛盾的，足以克服现实世界的矛盾。道德家认为此种完美是现实世界的目的，哲学家认为此种纯粹理性是现实世界的统一，神学家认为这种神意乃是现实世界的准则。
当寻找这种终极存在的努力具象化，那么象征古典世界落幕的基督教的地上神国就此诞生，它凝聚了一切最高价值，向人们承诺不朽，至善与宇宙秩序。终有一死的个体生命在灵魂不死中寻得了安慰，孤独的个人从和谐的宇宙秩序和博爱中感受到了精神的圆满，还未脱去野蛮的人从上帝的神性中发现了终极道德归宿。或许在圣经的话语中人看上去不过旷野中迷途的羔羊，尘世价值一文不值，但在宗教幻想中却被赋予了永恒的价值，以上帝的名义赋予人以超乎自然万物的宇宙秩序。人因近神而获得尊严，尊严支撑了时代的道德，而道德实践又反过来反哺着尊严。
但神性来源于对生命本能的压制，地上神国的存在以否认现实为地基。当人的主体意识逐渐觉醒，伊甸园在进化论前成为冰川与荒漠，创世纪在日心说面前化作虚无，造物在质能方程前不过是粒子的碰撞。人重新化作荒凉而寂寥的冰原上的孤儿，耶路撒冷再也不是温暖的归途，而是灯火一片死寂，那黑暗的失乐园。
弑父的人，亲手创造又杀死了上帝，也杀死了过去的自己。
但理性的新神重新张开了怀抱。在施特劳斯对那新的世界的描绘中，彼岸的信仰已经彻底此岸化了。人们不再希翼与向往天堂生活，而是坚信及时只凭借人类的手段，便足以在尘世建立天堂，重新建立只属于人类的地上神国——你的肉身，便是上帝的圣殿。
在韦伯冷峻的观察下，合乎理性便是现代性——整个西方与人类的现代性的本质。世界被祛魅，宗教的世界观灰飞烟灭，不在存在蒙昧与神秘。资本主义的企业通过簿记方式进行理性化的组织与生产成为社会的血肉，科层制的官僚制度与可计算的法律——而非先知的律法作为现代国家撑起了现代社会的骨架，人不再相信上帝，而是通过精确的计算与谋划追逐现实的物质利益。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悄然分离，前者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近代与现代以蒸汽机的轰鸣为破天的号角，以钢铁丛林的拔地而起为烈烈的战旗宣告着人类对自然与自我的征服。
在洋溢的热情与浪漫的人类史诗的时代，尼采痛斥的现代精神的虚无与不可救药在人看来不过是疯子的呓语。1900s的欧洲人们是如此热爱与相信这是从未存在过的黄金时代——在这里，民主必将战胜专制，繁荣必将取代贫穷，和平必将代替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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骄傲而美好的少年们，告别了像花儿一样的情人，源源不断开赴马恩河与凡尔登，最后变成血泥，肉块，或者精神病患者。但大战中，人依然保留着仅存的自豪，依然坚定不移相信有值得为之战斗的存在。
但纳粹与二战的到来迅速击破了人，所有人最后的幻想。在这里，世界上最杰出的化学家们在拼命制造毒气，有着鲜花和乐队的浴室不再是富足与体面的象征，最高效而精密的政府，依靠兢兢业业的公务员们，夜以继日地把人，与所有人一样的人送入集中营。
在这里，睿智的学者，跋扈的前官员与体面的富人与所有乞丐与流民一样，像沙丁鱼罐头一样被塞入闷罐车，然后在集中营像老鼠和蟑螂一样死去——至少没人回去在杀死一只老鼠前去检查它的嘴里是否有金牙。
所以人做了什么？东方的日军或许是野蛮的黄皮猴子，可是曾经的第一工业强国呢？那个黑格尔意义上绝对精神在世界旅途的终点，那片诞生了海涅，康德，李斯特，马克思和爱因斯坦的土地，那些世人认为体面，忠诚，谦逊，人们的好父亲，好丈夫，好儿子与好邻居的集中营的管理者，保安，运送犹太人的火车司机们，那个强大而清廉，体制与其他国家参差相符的政府。就在这里，就是这些人，运用这理性与现代性的一切成果，把自己昨日的邻居，老师，同事，上级像猪猡一样心安理得地送上屠宰流水线，而不像前线的MG42行刑队机枪手一样，在屠杀前需要喝酒壮胆，屠杀后夜夜面临良心的谴责。
他们每个人，不过是忠实按照上级的安排，按部就班地完成自己的工作，并像任何一个生产汽车的工人或者写税收文件的小公务员一样按时上下班，并在晚上准时出现在酒吧里享受球赛直播和冰啤酒。
在汉娜阿伦特看来，艾希曼不过是一个温和精明，还有些谢顶的中年官员。但就是这样一个人，杰出而高效地完成了对犹太人的“最终执行”，把百万犹太人用现代的手段送进集中营，又用现代的手段高效处理掉。
如果说，路西法的恶源自于试图与上帝平齐的骄傲，伊阿古的恶源自于对奥赛罗的嫉妒，于连的恶源自与内心那奥古斯丁式的贪欲，那么这些以国家为形式组成杀人机器的零部件们，于情于理他们每个人都有恶，但似乎每个人又都是无辜的。是啊，雪崩时候的一片雪花，到底是有罪还是无罪？
在这个伟大的时代，人们以平庸的恶，以前无古人的速度犯罪。
这就是现代性带给我们的？这就是现代性存在的目的？这就是我们借以现代性可以获得的最高价值？
Nonsense。
人类借现代性赋予自己尊严，而又因为现代性失去尊严。所以说，与纳粹处于相同时代的我们从未能够真正脱离重新纳粹化的达摩克利斯之剑。人们对纳粹的一切厌恶与憎恨，本质上是对那平静如镜面的深渊中映射出的那个自我的厌恶与惊恐。在真实的自我面前，人们惊慌失措，却又无法逃离，如被绑在上帝前的亚当，即便知道自己赤身裸体却又无处藏匿。
所以纳粹曾经的存在，无时无刻不在提醒着人类，人类的尊严不名一文，人类的道德全然虚无，人类可以用自己的双手与智慧犯下多大的罪恶。唯一可以做到的，只能是战战兢兢走过深渊的边缘，稍不留神便会被自我吞噬。
所以说，奥斯维辛之后，写诗是野蛮的。
至少对自己的丑陋，保持这敬意与痛恨吧，这样希望或许不全然是虚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