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我手边的N手资料兜售一些我更喜欢的观点。
1. 资产阶级的起源？
马克思选择英国作为研究的案例，是因为英国具有最完善的数据，同时又是一个最早的案例能够说明他所提出的变革方式。他认为，广泛意义上的资本主义时代是从16世纪开始的，因为商品流通是资本的起点，因而“世界贸易和世界市场在16世界揭开了资本的现代生活史”。“实物地租转变为货币地租”预示着一个无产的短工阶级的形成，即农民被剥夺劳动条件而不再附庸于土地，从而导致了雇佣工人与资产阶级的形成。
近代史家笔下的17世纪大多逃不出马克思，韦伯，麦考莱等人构建的大框架：以16-18世纪为转折点，英国历史从农民居住的孤立的共同体逐步演变为18世纪的开放的、货币化的结构，在发生这种巨大变化的同时，它在许多方面还是一个非工业的农业社会。
“总而言之，18世纪的英国经济显然显现着前工业社会的一系列典型表征……绝大多数的民众生活在经济灾难的边缘。共同体的大部分经济决策，都是由以家庭为基础的生产单位作出的，这些生产单位麾下劳动力的人均产量，主要取决于该生产单位持有多少土地或船只，或储存了多少消费品。”
——P. M. Deane《The First Industrial Revolution》
2.新形成的商人群体
许多研究者将15-16世纪形成的新的商人群体视作资产阶级的主力军，但他们无法很好地解释部分商人与查理一世结盟的事实。
Robert Brenner在《Merchants and Revolution:Commercial Change, Political Conflict,and London's Overseas Traders, 1550-1653》（1993）中将商人划分为三个出身与利益诉求截然不同的群体：商业冒险家；黎凡特，东印度，俄罗斯等特许公司的贸易商；殖民地私商。前两类商人都从王室的特许权与垄断权授予中获益（即使王室反复要求提高关税以作为特许权的回报）。第三类商人则相当不同：他们因有限的资本与糟糕的社会印象而被排斥在大型特许公司之外，他们的发达依靠的是在特许公司范围之外将美洲产品自由输入英国。殖民地私商也因为商业关系和意识形态与清教大地主联系起来，这种个人与阶级上的双重联系决定了他们在革命中成为了议会目标的坚定支持者。而特许商人要求的政策对于议会来说代价过于高昂，这使议会拒绝了特许商人本可以从保王党中分裂出来的可能性。
3.回到问题本身
简单用“顽固”二字概括查理一世是不恰当的。他统治的不是一个统一的实体，而是一个包含英格兰、苏格兰、爱尔兰三个矛盾重重的利益集团的共主联邦。他代表的土地阶级处于一种进退两难的处境：一方面，商业冒险家与特许商人控制着伦敦市政府，他们强烈地需要王权的庇护从而选择积极支持王权，这一因素决定了国王不妥协的冒进决心，同时使得国王在1641年逮捕反对派时没有受到强有力的抵抗；另一方面，土地所有者与殖民地私商联合体为代表的议会方面的盟友散布在英格兰的各地，但本身并无武装（这是都铎王朝加强王权的成果，也是内战开始议会方面一团散沙的主要原因）。二者的势均力敌决定了内战成为一场漫长的冲突。
钱乘旦在他的另外一本著作《英国史新探：全球视野与文化转向》中这样描述：80年代的中国学者们曾经对英国革命的“保守性”与“彻底性”展开争论，事实上，17世纪的革命所表现的妥协、渐进的“不确定性”本身就是“保守性”与“彻底性”的答案。评价英国革命的历史地位，关键在于它对历史发展的影响。
尽管1640年的革命参与者与影响范围存在强烈的局限性，但考虑到它有意或无意为之的对资本主义的有利因素，依然可以认为是一场资产阶级革命；与之相比，光荣革命过后百年时间内保守的"社会静态平衡”的政治氛围决定了它只是一场政治妥协而已。
PS：第一部分参考自艾伦·麦克法兰《英国个人主义的起源》中被批判的旧范式，他在这本书里提出了一个大胆的观点：英国个人主义并非起源于资本主义的兴起，更不是工业经济的产物。早在13世纪或更早的英格兰，已经有了相当发达的“个人主义的所有权”观念；英国从来就不是一个农民社会。
不过本回答暂且引用这个更传统流传更广的范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