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迁往旧都后，彼得格勒不久前还优雅庄重的面貌开始迅速改变，而且不是朝着好的方向发展。
街道几乎没有打扫过，尽头的人行道坑坑洼洼，有些地方甚至出现了坑洞，也没有得到修补。建筑物的外墙很久都没有再粉刷，曾经华丽的商店和餐馆的镜面橱窗被木板封住或留着破损的样子。过去的马车消失了，有轨电车成了城市唯一的交通工具。早晚上下班高峰期车厢里人满为患，挤不上车的人在外面排起了长队。
人们试图用崇高的革命性改名来掩盖城市管理工作的崩溃。冬宫成为了艾尔米塔日艺术殿堂1，塔夫利宫变成了乌里茨基宫（宫殿广场也用了他的名字，尽管这位彼得格勒契卡领导人在政治舞台上短暂一现）2。中心大街的名称也发生了变化：涅瓦大街改为十月二十五日大街3，石岛大街改为赤色黎明大街4。但彼得一世、叶卡捷琳娜二世、尼古拉一世、亚历山大三世等专制君主的纪念碑却没有被动过，甚至连帷幔都没有披上。和以前一样，它们装点着广场，让它们看起来庄严肃穆。他们把彼得保罗要塞、海军部大楼、斯莫尔尼宫保留在了原来的名字，这里现在是全新的苏维埃机关的所在地。
人们竭尽全力，试图保住彼得格勒昔日的荣光——不仅是为了保住作为帝国首都的辉煌，也要保住它作为全国最大工业中心的地位。然而，这正是困难的主要所在。
首先，革命后这座城市失去了三分之二的人口，从230万人减少至1920年的70万人。这不仅仅是因为“旧人”——贵族、大资产阶级和旧官僚的逃离。更重要的是，这还由于几乎持续不断地动员工人参加红军——仅短短两年内就动员了17万人。此外，奔赴内战前线的主要是经验丰富的工人和觉悟最高的共产党员。但是，由于彼得格勒的工厂和企业，尽管并非全部，那些对苏维埃俄罗斯不可或缺的国防企业，必须继续维持生产，因此，机器旁的老工人被刚从该省农村紧急招募来的昨天的农民所取代。
其次，为了继续生产急需的产品，彼得格勒的工厂和企业需要原材料——主要是铸铁、原钢、轧钢以及城市发电厂所需的煤炭。但彼得格勒当局几乎无法控制所有这些物资的供应，一切都得由莫斯科决定。所有的决策都得在人民委员会及各个主管部门中才能进行。
第三，彼得格勒在居民的食品供应方面对莫斯科的依赖程度更大。面包、谷物、糖、黄油、肉类、茶叶和咖啡等一切物资，因受到内战的影响，其主产区如乌克兰、北高加索、伏尔加河流域和西伯利亚的相关供应几乎完全中断，无法送达任何中部省份。人们只能指望来自近郊农村出产的蔬菜。
这三个问题似乎无解，令季诺维也夫不得不持续关注它们，带来了无尽的烦恼。对于那些和他一起为彼得格勒的命运而负责的人来说，也是如此。
然而，事情很快就在另一面变得明朗起来了。工人的意识是重要的，但最后一个问题才是决定性的——即民众对当局的态度，而这直接取决于与日俱增的粮食危机。
毫无疑问，无产阶级革命首先惠及的是……农民阶级。他们已经获得了地主的土地，并且甚至收获了第一季的庄稼——这些本应足以养活乡村和城市的粮食。然而，事情并没有如愿以偿。农民们并不急于按照国家规定的固定价格出售他们的面包和肉类。这是因为卢布从1914年秋天开始，贬值得太快了。因此，他们在城市中出售食品时，要么以投机的、明显高于正常的价格出售，要么以此换取衣物和鞋子——这些日用消费品早已不再流入乡村。
因此，早在1918年2月27日（14日），苏俄人民委员会就通过了关于建立拦截队5的决议。他们被要求防止“口袋商人”——也就是投机商——每人在城市中携带运输超过8公斤的粮食。当这种明显的缓和措施也无济于事时，5月27日又颁布了一项新的法令，要求在工厂和车间组建征粮队。这些征粮队将为工人及其家属提供食物。
1、
到8月，彼得格勒工厂和企业的征粮队已有三千多人报名参加。他们向涅瓦河畔的这座城市运送了3500吨面包、32吨土豆和许多其他物资6。但是，征粮队带来的粮食只是杯水车薪，旧首都的粮食危机仍在继续。同时，市民的不满情绪也在不断上升。
1918年12月底，“斯科罗霍德”鞋厂（该厂有5000多工人，大部分是女性）举行了罢工7。1919年3月6日，全国最重要的普梯洛夫工厂也举行了罢工，该厂一年前还拥有约3万名高素质技术工人。这两次罢工在当时都很正常。工人和女工们要求增加面包的发放量，提高工资，但不希望改变生产定额。唯一让人难以理解的诉求是他们要求解散拦截队8。毕竟，工人们既没有钱购买“口袋商人”带来的食品，也没有东西可以拿去交换。
季诺维也夫非常淡定地接受了普梯洛夫工厂的罢工。他甚至没有想过要保持沉默视而不见。3月13日，在人民之家举行的数千人集会上，他与列宁一起谈论了此事。第二天，他在彼得格勒苏维埃会议上也谈到了这件事。
“我今天一大早就去了普梯洛夫工厂，”格里戈里·叶夫谢耶维奇讲述道，“为了和工人们交流。”他立即解释了他们最近的情况。“现在的普梯洛夫工厂，”他提醒道，“已经今非昔比了。我们从普梯洛夫工厂抽调走了不少于两万工人，而且我们抽调的都是最优秀的人。我们向军队第一次派出的那支分遣队就是从普梯洛夫工厂抽调的。所有后续的动员也都与这座工厂有关。”
他在说明了参加罢工的具体是哪些人后，就接着谈到了他们提出的要求和决议。“什么都有，”季诺维也夫说，“除了实际的、严肃的无产阶级要求。其中有些是他们从左派社会革命党传单上抄来的——关于‘政委制'等等……‘斯科罗霍德工厂’也出现了大致相同的情况。然而，绝大多数工厂和工人都仍保持了冷静。”9
季诺维也夫在解释罢工者的一些要求与左派社会革命党的宣传之间的关系时，并没有隐瞒事实掩饰真相，也没有试图误导彼得格勒苏维埃。事实上，在其中一份传单——虽然日期是两天后的3月16日中，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声称：“普梯洛夫工厂正在罢工。莫斯科区和涅瓦区的工厂正在罢工。涅瓦区的几家工厂已经停工。其他工厂也停工了。”10在这里，一个重要的细节引起了人们的注意：只有普梯洛夫工厂被点名。其他工厂据称也在罢工范围内，但没有提到名字，仅以地理位置描述。同时相反地，在同一份传单中，关于镇压的细节被描绘得过于详尽，显然是作者的意图在于，如果不能促使其他企业的工人罢工，至少要唤起他们的抗议精神：“3月15日，布尔什维克当局枪杀了三角工厂的全体大会。蒸汽管道爆炸造成4人死亡，25人受伤，150人烫伤。3月15日，在彼得宫区，普梯洛夫工人的街头集会遭到枪击，数人死亡。”11
然而事实上，关于“三角”工厂的事件还有另一种描述。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在那里对工厂委员会的布尔什维克成员实施了私刑。工厂委员会书记受伤，一名积极分子被殴打。到达工厂的一支武装民兵队对空开了几枪，其中一枪打坏了一根蒸汽管，迫使所有人迅速散去12。
传单避开具体细节和事实，继续恐吓潜在读者：“红军和水兵们拒绝向工人开枪。开枪射杀工人的是中国和拉脱维亚的雇佣兵，还有布尔什维克的全体队伍。”因此它呼吁道：“打倒委员会！一切权力归自由选举的工农苏维埃！工人、农民、水兵和红军战士同志们，大家都要为即将到来的普遍抗议日做好准备——这一天就在眼前！”13
与此同时，在这份传单出现的两天前，季诺维也夫在彼得格勒苏维埃的一次会议上发表讲话，表达了与他所代表的——“布尔什维克当局”—— 截然相反的观点，提出了其他的建议。
“不言而喻，”——他说——“如果只是关乎一小撮左派社会革命党的白卫军的问题，我们会毫不犹豫地处理掉他们，这是他们应得的。但是，我们希望尽可能避免与哪怕是最小的、最落后、最普通、最无知的工人群体发生冲突。这就是困难所在。
“我现在参加了所有军队和舰队代表的会议。而在这个会议上，彼得格勒的红军战士和水兵们完全一致地表示，只要一有要求，他们就会清洗那些左派社会革命党人，也就是现在的白军分子。
“今天晚上，意识到情况的普梯洛夫工人逮捕了这伙人中的几名成员。同志们，我必须在你们面前忏悔，我自己参加了这次会议，坦率地说，我看到一部分工人或多或少受到了误导，他们对工厂里有几个人被抓走感到不快。他们认为这是对自己的极大侮辱和不信任。我可能表现出了一些软弱，但我说，应该释放他们。我承认这可能是我的一个错误。如果彼得格勒苏维埃认为我做错了，他们可以对此提出意见。我这样做是基于这样一个事实，即我希望尽最大可能避免与彼得格勒工人中的愚昧无知的、落后的工人群体发生冲突。”
只是季诺维也夫不无得意地强调了自己的宽容，随后他又回到了那些他所认为的在思想上真正的思想上的对手身边。
“这些领导者是谁，这些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又是谁？”他问道，并立即解释道：“他们根本不考虑未来，不考虑明天会发生什么。这是最不负责任的胡说八道。如果你们，红军战士们，站在他们一边（在1918年兵变期间——作者注），如果他们打赢了，接下来会怎样？难道他们会拿出更多的粮食来供应吗？”14
那么，季诺维也夫为何如此突然地想要诽谤政府联盟的新成员？难道格里戈里·叶夫谢耶维奇本人突然对他们感到义愤填膺？不，他只是不得不参加全俄肃反委员会的行动引发的大规模宣传活动中。这些行动很快就导致了国家一党制的建立。
……在1918年7月6日至8日兵变失败后，左派社会革命党的中央委员们全部被捕。1918年11月27日，在奥托·卡尔克林15主持下、由尼古拉·瓦西里耶维奇·克雷连科作为检察官参与的最高革命法庭仅判处一人死刑——即契卡战斗支队司令波波夫16。兵变的其他组织者，即左派社会革命党中央委员普罗什扬17、卡姆科夫18、卡列林19、特鲁托夫斯基20、马格罗夫斯基21、戈卢博夫斯基22、马约罗夫23——被判处三年监禁，他们很快都被释放了。斯皮里多诺娃24和萨布林25由于为革命立下了汗马功劳，只被判处一年徒刑，11月29日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团特赦了他们。
看起来问题已经不存在了。那些犯有策划兵变罪的人已经受到了惩罚，其余的左派社会革命党人继续为苏维埃政权的利益而工作，他们从未脱离过苏维埃政权与布尔什维克割席断交。他们活跃在大城市、省城、县区的苏维埃中，在红军中，在红海军中。然而，在1919年2月10日，斯皮里多诺娃和左派社会革命党中央委员会的其他委员——施泰因贝格、特鲁托夫斯基、雷宾、普罗科波维奇等人——突然在莫斯科再次被捕。与此同时，全国各城市也发生了逮捕左派社会革命党人的事件。理由是什么？只有2月3日发表在维尔纽斯的报纸《我们的道路》上、以及2月13日被莫斯科《消息报》转载的一篇文章。这篇文章引用了左派社会革命党代表大会的决议，其中表示必须“准备工人起义”。
不管实际情况是否真的如此，彼得格勒契卡负责人亚历山大·卡斯托罗维奇·斯科罗霍多夫26都根据莫斯科的命令实施了大规模逮捕。约有200人被“抓捕”，其中只有35人是左派社会革命党，15人是右翼社会革命党人和中间派27。而现在有必要为这项行动辩解，将其与因粮食危机而引发的罢工联系起来。于是季诺维也夫在彼得格勒苏维埃的演说中又转回到了这个问题上。
“关于粮食的供应情况，”他在报告中说，“我可以简单地说，情况在接下来的几天内会有所缓解。从明天起，从事重体力劳动的工人将暂时通过工厂委员会领取半磅的额外配给，因为现在还没有配给卡。”
随即，他又急忙强调了导致罢工和打击工人本身的缺点：“在普梯洛夫工厂……在煤比面包还贵的时候，我们却在白白地烧煤。我给你们举个小例子。在谢苗·尼可夫工厂，在涅瓦造船厂，从8月到第二年2月修理了26辆机车，而在普梯洛夫工厂，这期间只修理了8~9辆机车……有一个修理蒸汽机车的部门。有人问，蒸汽机车闲置停放个两天，磨磨蹭蹭，对解决粮食问题有帮助吗？”
他还补充了一些内容，在他看来，这些可以再次驳斥左派社会革命党的宣传：“46万人参加了苏维埃的选举（指彼得格勒苏维埃——作者注）。普梯洛夫工厂通过无记名投票的方式进行了选举。他们选举了自己想要的人。现在他们对工厂委员会不满，而这个委员会是在一月份通过无记名投票选出的，我们（即布尔什维克——作者注）占据了委员会中的绝大多数。”28
是的，季诺维也夫别无选择，只能劝说和许诺。但是，如果早在1918年4月1日制定的食品标准不是由他决定，而是由粮食人民委员部决定，他又能做什么呢？更确切地说，是由负责彼得格勒和莫斯科粮食集中工作的劳动和国防委员会29（СТО，人民委员会的监管机构）的专员哈拉托夫30决定，如果说这些标准在最近几个月被大幅降低了的话——在1月，第一类劳动者每月可获得36磅（14.5公斤）面包，而3月则只有15磅（6公斤）。
正因如此，即使在彼得格勒处于敌人包围圈中，城市的命运取决于防御的成功与否时，这里仍时不时发生罢工，尽管这些罢工的时间很短暂的。这些罢工发生在35家企业中，包括普梯洛夫工厂、波罗的海工厂、管道工厂和奥布霍夫工厂，所提出的要求纯粹是经济性的：增加面包配给标准；恢复贸易自由，因为国家本身无法消除粮食危机31。然而，这些罢工并没有对总体局势产生严重影响，因为它们并没有超出“磨洋工”的范围，换句话说，只是意大利式的罢工32。
这很可能有助于改善情况，1919年8月30日，季诺维也夫（与莫斯科苏维埃执行委员会主席列夫·鲍里索维奇·加米涅夫和彼得格勒粮食委员阿列克谢·叶戈罗维奇·巴达耶夫33一起）成功地使政治局允许两个首府的工人自己采购土豆34，从而改善了工人的生活状况，并提升了他们的士气。这种对普遍秩序的破坏，可能也为9月底在彼得格勒举行的“无产阶级代表大会”的成功奠定了基础，会上成立了统一消费合作社35，取代了孟什维克控制下的消费者合作社，而后者被视为是小资产阶级的，甚至是反革命的。
9月25日，季诺维也夫在这次会议上发言时强调，直到现在，“工人阶级真正的自我行动才开始”。他说：“成千上万的工人和女工已经可以将他们的力量应用到实践中。我们主张：每个工人和每个女工都应该根据他们的能力参与国家工作。他们必须经历国家建设的所有阶段。”
他随即解释了为什么统一消费合作社必然会对解决粮食问题产生影响，但这种影响不会立刻显现。
“如果断言，从统一消费合作社建立的那一刻起，牛奶河就会流淌在果冻的河床上，那就太荒谬了，”格里戈里·叶夫谢耶维奇解释说，“饥饿依然会存在。还没有完全扫清所有的资产阶级，社会爱国者还在逍遥法外，还有工人阶级的敌人——向资产阶级出卖灵魂的所谓独立合作者。这就是饥饿的原因。我们必须与高尔察克、邓尼金、尤登尼奇作斗争，他们就是我们挨饿的原因。没有人能保证现在的合作社会让每个人都吃饱。但这个合作社至少会给我们的机关（粮食人民委员部——作者注）带来更多的稳定力量。”
他的长篇演讲不再是以承诺结束的，而是以一种独特的忏悔的方式结束的。
“我们做得不多，”季诺维也夫坦率地承认，“我们没有提供原材料和资金。针对这些对苏维埃政权的责难，我可以列举出成千上万的理由。是的，确实，我们在提高我们的经济、发展家庭手工业和生产合作社的方面，我们做得极少，取得的成就极其有限。我们承认，在这两年里，我们所做的几乎微不足道。但你们认为，在这样短的时间内，需要怎样才能建立起整个经济体系呢？”36
无论是击退了爱沙尼亚师、以及尤登尼奇部队的第一次进攻，还是建立了被称为“战时共产主义”的经济结构的一部分——强制的、义务性的统一消费合作社，这些都没有改善局势，也没有能够消除粮食短缺。因此，季诺维也夫不得不向莫斯科求助，因为只有那里才能提供帮助。
“在彼得格勒，”他给中央委员会发电报说，“新的罢工浪潮显然即将到来。在（该市——作者注）所有地区，已经有三到六天没有发面包了。社会革命党人正试图鼓动铁路工人（尼古拉耶夫车站的铁路工人，该车站和铁路不仅连接彼得格勒与莫斯科，还连接所有的粮食生产地区——作者注）。形势非常严峻。我请求政治局对此问题给予足够的关注。”37
政治局没有理会季诺维也夫的请求——到处都没有面包。与此同时，铁路工人的七月骚乱立即在彼得格勒的许多企业引起了反响。在“三角”工厂、“河运”工厂、普梯洛夫工厂、奥布霍夫工厂、“管道”工厂、奥赫金斯基工厂、西屋工厂、西门子—舒克特工厂等地，甚至在波利亚工厂、托恩顿工厂（纺织厂）和涅瓦纺线厂、尼古拉工厂……等制造业工厂也纷纷爆发了动荡。38
幸运的是，所有这些动荡最终都被证明是短暂的。尽管如此，季诺维也夫还是采取了极端措施，绕过中央委员会，绕过粮食人民委员部——像教皇那样——向“普天之下（全城与世界）”发出呼吁。向“所有粮食产区的省粮食委员会，向所有粮食产区的苏维埃。向所有在粮食产区作战的军队”呼吁求助：
“同志们，就在我们击退白军进攻的那一刻，彼得格勒发现自己已经没有粮食了。饥荒已变得比白卫军更危险。彼得格勒的工人们已经准备好在这个最艰难的月份中，直到新一季的收成，只能过着完全饥饿的生活。但是我们连最基本的饥饿配给口粮都发不出来。
“彼得格勒的饥荒必然也会影响到前线。鉴于这种情况，我们不得不打破常规，热切地向大家发出紧急请求，请大家毫不拖延地采取最绝望的措施，紧急为我们派遣列车（铁路运输——作者注）。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拯救彼得格勒。”39
他认为这样的求助是不够的，于是他通过俄罗斯电报通讯社40再次发布了一份呼吁——《致所有生活在粮食产区的同志们》。内容如下：
“彼得格勒再次呼吁大家伸出援手。彼得格勒的食品状况极其困难。我们说的不是成年人，而是我们无法以任何令人满意的方式为儿童提供食物。
“数以万计的工人子女依赖于我们的社会保障人民委员部的照料。越是难以养活自己，就有越多的工人把自己的孩子交给社会保障人民委员部。但与此同时，这使得社会保障人民委员部的任务也变得越发艰巨。
“社会保障人民委员部从萨拉托夫及其他省份以及一些军队那里获得了一些面包帮助。农民、红军战士、水兵们削减了他们自己的口粮，收集了每一磅面粉，寄给彼得格勒的工人孩子们。但这只是杯水车薪。
“我代表彼得格勒市苏维埃请求你们，同志们，尽一切最大的努力，专门为彼得格勒的孩子们送去尽可能多的面包和其他食品。”41
在向全国发出悲惨的求助请求时，季诺维也夫不能不意识到，他这样做是在给自己抹黑。他在敌人面前显得像个抱怨者，像个乞丐：然而，他仍然坚持这样做，只是为了帮助彼得格勒，帮助他所负责的城市的居民能生存下去。他别无选择。
无论苏维埃俄国面临怎样的困难，它都回应了季诺维也夫的请求。它帮助彼得格勒的人们度过了1919~1920年的冬天和1920年的春天，当时彼得格勒的每个人都在挨饿——工人和他们的家人，还有科学家、教师、医生、作家、艺术家，以及几近九千名在旧首都工作的负责人。
最后一类人的口粮实际上与其他人没有区别，也分为三等。第一等，针对573人（名义上包括季诺维也夫）的口粮为每月15俄磅面粉、8俄磅谷物、3俄磅糖、3俄磅油、12俄磅肉，但并非总能如此发放。第二等，针对1726人，每月分配12俄磅面粉、6俄磅谷物、2俄磅糖、2俄磅油、10俄磅肉。第三等，针对6684人，每人每月可获得4俄磅面粉、1俄磅谷物、5俄磅糖、1俄磅油、5俄磅和3俄磅肉。此外，这三等配给每人每月还有1俄磅咖啡或茶、1块肥皂和半俄磅烟草的配给42。
彼得格勒好不容易才勉强坚持到现在。但接下来等待它的是什么呢？有些人认为，将一系列常备的诸兵种合成军部队转变为劳动军43，可以有助于改善工厂和企业的工作，增加粮食供应，从而结束时不时仍然出现的罢工。这些劳动部队保留军队的组织结构和纪律，但被用于恢复国民经济，因此，它们需要同时服从于革命军事委员会和国防委员会（自1920年4月7日起——改为劳动和国防委员会，СТО）。
1920年2月，季诺维也夫试图将第七集团军保留在其组建和驻扎的地方——彼得格勒、普斯科夫和诺夫哥罗德省——也转变为劳动军。格里戈里·叶夫谢耶维奇在他起草的供共和国国防委员会批准的条例草案中阐述了第七集团军的新任务。
首先，季诺维也夫强调说：“第7集团军作为劳动军的使用是临时性的。”然后，季诺维也夫建议从中调拨出“足够强大的部队在芬兰和爱沙尼亚边境驻守”。在此之后，他才确定了该集团军的经济任务。首先，为该地区提供燃料——开采泥炭和油页岩，以及采伐木柴。第二，参与解决粮食问题——开垦荒地以用于菜园、种收土豆、在国营农场工作。第三，在彼得格勒工厂修理蒸汽机车和车厢。第四，为彼得格勒的工业企业提供劳动力。
他更具体地重复了最后一段：“由于合格的工人对维持第七集团军的生存并非绝对必要，他们应根据劳动和国防委员会有关成员的指示，由军队中调往地方工厂和各类经济机构。”为了确保这一指示得到不折不扣的执行，他指出：“领导彼得格勒劳动军委员会（Петросовтрударм——作者注）的是共和国国防委员会特派员、彼得格勒苏维埃主席季诺维也夫同志。”44
但很快，季诺维也夫起草的条例草案显然不再需要了。1920年4月15日，苏俄劳动和国防委员会决定不把第7集团军改编为劳动军。
2、
彼得格勒的工人、铁路工人和公职人员们，即使是在激烈的集会或罢工中饱受饥饿和寒冷的折磨，他们仍然把彼得格勒苏维埃视为自己的代表。它是他们唯一的愿望和希望的代言人。
官员，技术、科学和艺术界的知识分子——认为十月革命，特别是解散立宪会议，是布尔什维克的篡权行为。因此，他们对布尔什维克的法令和指令进行了抵制，选择罢工或辞职以示反抗，在最好的情况下，他们充其量也只是采取中立立场。
对官员们的罢工处理起来相对容易且迅速——因为他们只有一个选择：要么回到工作岗位上班领工资，要么面临失业。然而，与知识分子达成共识则比较困难，他们首先要求的是言论自由。更确切地说，是要求公开抗议新政权的自由，是不承认布尔什维克政府的合法性，但仍然继续在各自岗位上工作的自由。
正是这样，教师、医生、护理人员、药剂师们采取了行动——其中也包括了大学、技术学院、理工学院、矿业学院、交通工程学院、土木工程学院、军事医学院、艺术学院和音乐学院的教授们在内。这包括了当时俄罗斯科学界的杰出代表们——地质学家、科学院院长亚历山大·彼得罗维奇·卡尔平斯基45，生理学家、诺贝尔奖获得者伊万·彼得罗维奇·巴甫洛夫46，数学家弗拉基米尔·安德烈耶维奇·斯捷克洛夫47等。虽然他们没有离开自己的讲台，但却毫不掩饰他们的敌对态度。学生们也与教授们保持一致。
同样，戏剧导演和演员们也采取了积极反对苏维埃政权的立场，包括马林斯基剧院48芭蕾舞团和歌剧团——著名悲剧演员尤里·米哈伊洛维奇·尤里耶夫49和弗拉基米尔·尼古拉耶维奇·达维多夫50、舞蹈编导米哈伊尔·米哈伊洛维奇·福金51、首席芭蕾舞演员塔玛拉·普拉托诺夫娜·卡尔萨维娜52和安娜·巴甫洛芙娜·巴甫洛娃53，伟大的舞蹈家瓦茨拉夫·弗米奇·尼金斯基54、作家和诗人德米特里·谢尔盖耶维奇·梅列日科夫斯基55、季娜依达·尼古拉耶芙娜·希皮乌斯56、叶夫根尼·伊万诺维奇·扎米亚京57、费道尔·库兹米奇·索洛古布58、弗谢沃洛德·维亚切斯拉沃维奇·伊万诺夫59、弗拉季斯拉夫·费利齐亚诺维奇·霍达谢维奇60、弗拉基米尔·阿列克谢耶维奇·皮亚斯特61、尼古拉·斯捷潘诺维奇·古米廖夫62、亚历山大·伊凡诺维奇·库普林63，还有大多数尚未关闭的报纸的记者64。
他们不是各自为政地，而是团结一致地，通过专业形式的联盟组织——教师协会、工程师协会、技术员协会、皮罗戈夫协会65、俄罗斯作家协会等职业组织，与自由主义的城市联盟、立宪民主党有机地联系在一起，发表言论，撰写文章，宣泄愤怒和仇恨。
亚历山大·亚历山德罗维奇·布洛克66分别于1918年1月31日（18日）、2月1日（19日）、3月3日（2月18日）在左派社会革命党机关报《劳动旗帜报》上发表的文章——《知识分子能否与布尔什维克合作》、《知识分子与革命》，以及他的长诗《十二》，这不仅没有影响知识分子的整体情绪，反而强调了知识分子的分裂，使这种分裂对所有人都变得显而易见。电影导演弗谢沃洛德·埃米利耶维奇·梅耶荷德67、歌唱家费多尔·伊万诺维奇·沙里亚宾68、生物学家克利缅特·阿尔卡季耶维奇·季米里亚泽夫69的明显亲苏立场也没有什么改变。
在全俄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和人民委员会迁往莫斯科后，季诺维也夫不得不去处理这些反叛活动的问题。早在1918年4月，自称是第三股力量的所谓专业性的工会就被进行了重组。它们转变成了苏维埃的传统工会。与此同时，在彼得格勒苏维埃的默许下，出现了新的、在本质上截然不同的工会团体。
第一个团体是——“纪念二月二十七日”（即二月革命）的“文化与自由”，它更清楚地表明了自己的倾向性。它汇集了加入孟什维克的年长的、广为人知的民意党成员：薇拉·伊万诺芙娜·查苏利奇70、赫尔曼·亚历山德罗维奇·洛帕京71、格奥尔基·瓦连京诺维奇·普列汉诺夫、维拉·尼古拉耶娃·菲格纳72和其他一些人。他们只在4月7日在奇尼泽利马戏团73举行的讨论“革命与文化”问题的会议上表达过一次完全不亲苏的立场。然而，此后他们便一心扑在出版工作上。
第二个团体——“艺术工作者联盟”，其成员组成完全不同。其领导人包括作家索洛古布、列昂尼德·尼古拉耶维奇·安德列耶夫74、诗人古米廖夫、作曲家、音乐学院院长亚历山大·康斯坦丁诺维奇·格拉祖诺夫75、画家亚历山大·尼古拉耶维奇·伯努瓦76和库兹马·谢尔盖耶维奇·彼得罗夫-沃德金77、演员尤里·米哈伊洛维奇·尤里耶夫。他们忘记了政治，开始关注自己的问题：解散艺术学院并以成立自由艺术学校取代它，创建悲剧剧院（不久更名为荣获劳动红旗勋章的列宁格勒高尔基模范大剧院）78、 “世界文学”出版社79等其他同类机构。
而在1918年秋天，最终帮助消除反对派的是一个看似并未接受十月革命的人——马克西姆·高尔基。他曾出版了反对派报纸《新生活报》，并在报上发表了他尖刻的、敌视布尔什维克的文章《不合时宜的想法》。正是他在不为外人所知的情况下得到了季诺维也夫的支持，成功于10月6日在塔夫利宫召集了数千人的集会，口号是“知识分子与文化”。经过激烈的辩论，会议通过了以下决议：
“彼得格勒劳动公社召开的、由高尔基先生主持的工人和知识分子的大会，在听取了许多人的发言后，认为过去一年证明了十月革命具有深厚的群众性……大会认为有必要把革命的劳动人民——无产阶级专政的代表和劳动知识分子中的健康分子团结联系起来，后者承认苏维埃政权政策的总体正确性，他们愿意与工人阶级和贫困农民并肩作战以进行伟大的社会主义斗争。”80
然而，与其说是因为这次会议，不如说是彼得格勒苏维埃奉行的具体政策——没有任何镇压措施：既没有逮捕，也没有关闭新的知识分子联盟，最重要的是，可以不受阻碍地工作——这一切导致了即使还没有完全实现和平，也至少实现了坚定的和解，结束了公开的敌对状态。
季诺维也夫利用了这种关系的转变，三周后他顺便在彼得格勒苏维埃上说：“在高尔基主持下召开的那次会议不仅仅具有地方意义。它还是一个重要的指标。迄今为止，所有真诚地反对我们的东西，现在都在重新向我们靠拢。当然，高尔基是最伟大的文学艺术家，尽管他在某些弱点中无疑反映的并非只是他自己。这一点现在已经可以看得很清楚了。他反映的是整个知识分子阶层，甚至是一部分有知识的工人——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他们在彼得格勒和莫斯科正成群地加入我们党的队伍。所以现在高尔基来到了我们这里。”81
然而，对季诺维也夫来说，预示着长达一年的对抗结束的塔夫利宫会议并没有解决整个问题，因为对格里高利·叶夫谢耶维奇来说，这个问题并不局限于知识分子。稍后，他在彼得格勒省委会议上发表了题为《共产党人与小资产阶级民主》的报告，他利用已经采取的立场，严厉批评了那些对国内和平的进展不满意的布尔什维克，因为他们受到了马哈耶夫主义82的感染。这种思想认为，所有知识分子无一例外地都应被视为剥削阶级之一，必须与之进行不可调和的斗争。
“问题是，”季诺维也夫解释说，“我们应该是否清楚这一切（知识分子在原则上所起的积极作用——作者注），我们是应该给这些阶层一个支持我们的机会呢，还是应该像我们那些不妥协的同志一样，在他们（知识分子——作者注）向左转的时候，逮捕他们、打他们的脸，或者把他们送到戈罗霍娃街（彼得格勒契卡所在地——作者注）去？
“要我说，戈罗霍娃街是个好东西。在我们这里，它还会持续五年，直到共产主义彻底胜利。但除了这个武器，我们还必须找到其他武器。
“指挥人员的情况也是如此。这个问题可能特别不利（这里季诺维也夫指的是四个月后在俄共第八次代表大会上出现的“军事反对派”——作者注）。我知道有很多卑鄙的无赖——将军和旧军官——他们已经叛变并将继续叛变到我们敌人的一边。没有任何地方是他们不曾背叛的。但是，我认为，总的来说，我们让他们入伍为我们服务的做法是正确的……
“军队就是这样一个机制，没有掌握这些技能和专业知识的人是不行的。我们将继续培训我们的指挥人员……但在这个时候，我们无法不依赖旧军官。我们说：我们要100名军官，50名会逃跑，另外50名会留下来工作……没有反革命军官，我们就无法创建革命军队。我们不应害怕这一点，而应接受这一事实。”
报告最后写道：“为了将革命事业推向胜利，我们决不能忽视那部分向我们靠拢的小资产阶级。我们必须号召他们，让他们为公社的事业服务。”83
季诺维也夫在他的报告中提到了戈罗霍娃街，意思是指契卡，这里纯粹是为了和人论战，但遗憾的是，他并没有说错。事实上，尽管官员的破坏活动和知识分子的罢工已经停止，但仍有一些布尔什维克认为每个受过教育的人都是敌人，是“未被彻底消灭的反革命分子”。而季诺维也夫对此无能为力——彼得格勒契卡并不服从于他这个俄共（布）中央委员、政治局候补委员。它要么自行其是，要么听命于莫斯科，而这正是导致马哈耶夫主义复发流行的原因。
1919年2月，莫斯科重新开始逮捕左派社会革命党人。与此同时，一封电报被发往彼得格勒，要求立即逮捕居住在儿童村（即之前的皇村）的伊万诺夫-拉祖姆尼克84。他是一名宣传家，确实与左派社会革命党人中央委员会关系密切，但不是该党党员。他编辑过《遗训》（1912~1914年）、《我们的道路》（1917年）杂志以及《劳动旗帜报》（1918年）中的文学栏目部分。在对他进行突击搜查时，发现了一本电话簿，这本书成为了契卡继续调查的依据。
拉祖姆尼克于2月13日被带到戈罗霍娃街，一天后，基于他电话簿中的信息，作家阿列克谢·米哈伊诺维奇·列米佐夫85、康斯坦丁·亚历山德罗维奇·埃尔伯格86、叶夫根尼·伊万诺维奇·扎米亚京、画家库兹马·谢尔盖耶维奇·彼得罗夫-沃德金、革命运动历史学家米哈伊尔·康斯坦丁诺维奇·列姆克87、文学评论家谢苗·阿法纳西耶维奇·温格罗夫88也被带到那里。然而，他们在接受审问后，证实自己完全没有参加左派社会革命党，并被释放。最后一个以同样理由被拘留的人是亚历山大·亚历山德罗维奇·布洛克。他也接受了审讯，确认无罪，但直到一天后，即2月17日才被释放。
1919年秋，历史重演。彼得格勒契卡考虑到爱沙尼亚和尤登尼奇部队的推进，已经主动逮捕了一批教授和科学家，他们被指控为立宪民主党成员或与立宪民主党关系密切。但契卡不得不再次释放无辜者。当然，没有二月份那么快。教育学院教授斯米尔诺夫—萨宗诺夫89一个月后才被释放，而且还是在列宁的要求下。其他人则是在后来的时间里被释放的，这一切都是基于政治局为调查大规模逮捕而成立的委员会的工作结果90。
幸运的是，这种情况只是例外。对知识分子的友好态度成为了一种常态。因此，彼得格勒苏维埃执行委员会，即季诺维也夫，做出了莫斯科没有采取的举动。1918年12月1日，他们开设了“文学家之家”。这是一个融合了俱乐部与食品和消费品分配中心职能的机构。
1919年11月29日，旧都出现了另一个同样奇特的机构——艺术之家（缩写为迪斯克“Диск”），它后来变得非常有名，这不仅得益于许多回忆录，还得益于福尔什91在她1930年出版的小说《疯狂的船》92中对它的描述。在迪斯克，生活和创作的人既包括已经成名的艺术家，如艺术史学家和文学评论家沃林斯基93，诗人霍达谢维奇94、弗拉基米尔·阿列克谢耶维奇·皮亚斯特95、曼德尔施塔姆96，散文家格林97、沙基尼扬98、福尔什，以及初创者——作家斯洛尼姆斯基99、伦茨100、诗人罗日杰斯特文斯基101、帕夫洛维奇102、艺术家谢卡季欣娜103等等。
最后，科学家之家于1920年1月31日建立。与作家之家一样，主要是为了分配“科学院的”食品配给，即由新成立的改善科学家生活委员会发放的加量配给。
是的，季诺维也夫实现了自己的号召。
3、
1920年4月8日，列宁正在起草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实际上是政治局扩大会议——某项决议的草案。他写道：“责成季诺维也夫同志，”随即划去，改为：“责成俄国在第三国际执行委员会的代表，立即通过第三国际执委会，促成在近期内于俄国召开第三国际二大。细节通过政治局讨论，并邀请拉狄克、布哈林、别尔津和季诺维也夫参加。责成第三国际执行委员会立即开始对代表大会进行全面的思想政治准备工作。将拉狄克列入第三国际执行委员会。”
经审议通过后，决议最终定稿如下：
“㈠责成俄国在第三国际执委会的代表通过执委会促成：①在近期内于俄国境内召开第三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②立即开始大会准备工作；在政治局内有季诺维也夫、布哈林、别尔津诸同志参加的情况下，详细讨论与大会相关的一切问题。
㈡将拉狄克同志列入俄国在执委会的代表之列。
㈢确认有必要使第三国际执委会的一切宣言均经在场的全体（政治）局委员讨论审议通过，并以执委会名义签署发布。”104
这份文件不能不令人生疑。第一个问题是：为何如此急迫？为何列宁的草案中“立即”一词出现了两次，而最终决议中只保留了一次？答案不言而喻。
欧洲尚未从战争结束的震荡中缓过神来——新兴国家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南斯拉夫、匈牙利、芬兰、爱沙尼亚、拉脱维亚、立陶宛、爱尔兰，以及老牌国家罗马尼亚的边界划定之争尚未平息——这片大陆再度沸腾起来。
1920年3月10日，德国爆发军事叛乱105，幕后主使是鲁登道夫106将军和提尔皮茨107海军上将。叛乱的依托力量是复员军官组成的志愿队和部分国家防卫军部队。3月13日，他们兵不血刃地占领柏林，宣布成立卡普政府。而合法政府——社会民主党人鲍尔领导的内阁——以及共和国总统艾伯特则怯懦地逃离首都，向西南方向撤往斯图加特。
针对这场叛乱，在德国共产党的倡议下，一场全国性政治总罢工随即爆发，据部分资料显示，参与人数超过1200万。与此同时，鲁尔区紧急组建了红军队伍，人数约达10万工人。
叛乱者节节败退，至3月17日便已缴械投降。
尽管如此，《真理报》自3月20日起（至4月3日止）持续以“德国内战”为通栏标题刊发来自德国的消息——莫斯科就是这样定性这个中欧国家所发生的事件的。
意大利同样经历着同样动荡的岁月。早在1919年底，由社会党左翼组建的工厂苏维埃便开始接管都灵及工业化北部其他城市的企业108。与此同时，南部农民也着手瓜分地主土地。这一切运动与1917年夏俄国所发生的一切过于相似，最终以1920年4月13日爆发的全国政治总罢工而告一段落。
莫斯科认为——意大利的革命也已成熟。正因如此，列宁及政治局其他成员才急于召开共产国际代表大会。在他们看来，共产国际正是为了组织和支持欧洲无产阶级起义而创建的。更何况在如此有利的形势下（甚至7月23日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还写道：“应当立刻鼓励意大利革命”109）。因此，4月8日全会通过的决议很快便在4月28日召开的政治局会议上得到了进一步发展。会议讨论了“关于第三国际代表大会”的议题，会议记录未注明提案人，但通过了极其简短的决定：“邀请汉堡左派110参加代表大会（即代表大会——作者注）”111。换句话说，就是邀请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112中最激进的派别。
两周后，即5月15日，政治局再次审议同一议题——“关于第三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给出了最简短的决定——“批准”113。又过了一周，6月1日，同样不知由何人提出的“关于召开第三国际代表大会”议题，终于获得了详尽的决议：
“公布召开第三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的消息。大会地点定为莫斯科。责成布里奇金娜同志和格拉塞尔同志（人民委员会的技术秘书——作者注）组织紧急誊写第三国际代表大会提纲并分发给政治局各委员。政治局委员收到提纲后24小时内，所有修改意见必须提交给拉狄克同志和布哈林同志。如政治局任何委员要求召开政治局专门会议，则定于星期四（即6月3日——作者注）举行。”114
如此看来，代表大会的准备工作——那个“立即”开始的准备工作——竟拖延了整整两个月。而所谓准备，不过是由拉狄克和布哈林起草提纲——意见（实际上并未收到任何意见）只需提交给他们二人，甚至不必抄送季诺维也夫。
至于这些提纲的内容，则体现在政治局决议的第二部分：
“①将对中间人（中派主义者——作者注）的态度问题列入第三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议程，鉴于一系列政党已退出第二国际，以及滥用共产党人称号的现象，同时提出加入第三国际的条件问题。责成布哈林同志拟定关于对待中派主义者态度的提纲。②指定列宁同志为民族问题报告人，并授权其组建筹备委员会。”115
由此可见，在这“立即”开展的大会筹备期间，德国和意大利的事态都已归于平静，如今要做的不过是厘清那些打算从第二国际转投第三国际的社会党内部的中派主义者问题，再听取列宁关于民族问题——更确切地说是殖民地问题——的报告，而欧洲革命高涨的话题已被抛诸脑后。
那么季诺维也夫呢？他作为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本应负责的所有这些问题，却被完全排除在决策之外。更有甚者，恰恰在那些日子里，他被紧急派往哈尔科夫。5月10日，政治局审议了“关于派遣季诺维也夫同志前往全乌克兰苏维埃代表大会”的议题，并作出决定：“认为出差有必要，立即通知季诺维也夫同志。”116
毫无疑问，对于苏维埃俄国的命运而言，波兰军团4月25日的入侵以及仅用两周时间便迅速占领包括基辅在内的第聂伯河右岸乌克兰117，其意义远比关于德国和意大利那场终未发生的革命的空谈重要得多。而对5月6日在哈尔科夫召开的乌克兰第四次苏维埃代表大会可能做出何种决议的担忧，也绝非杞人忧天。
一个严重的因素是，与波兰人一同推进的还有两个乌克兰师、两个红色乌克兰加利西亚军旅——这些部队背弃誓言，投向敌方——以及在苏维埃部队后方活动的奥梅利亚诺维奇·帕夫连科118的“游击军”。民族主义者总共投入了两万名步兵和骑兵。
同样严峻的情况是，在入侵前夕，“波兰国家元首”毕苏斯基119与乌克兰人民共和国120执政内阁主席彼得留拉121签署了条约。根据条约，华沙承认乌克兰人民共和国独立，而后者则秘密地、不予公开地放弃了广袤的领土——东加利西亚、南沃伦、海乌姆地区、波德拉谢，这些地区1100万居民中有700万是乌克兰人。
季诺维也夫被紧急派往哈尔科夫，很可能是因为他是当地人，能说流利的乌克兰语，而且熟悉乌克兰问题。早在1917年11月在乌克兰的巡回演讲期间，他就已了解民族主义者的目标和观点。他还处理过乌克兰左翼激进政党斗争派122试图加入共产国际的要求。
的确，乌克兰第四次苏维埃代表大会的代表们——其中不仅有布尔什维克，还有斗争派、乌克兰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崩得分子、无政府主义者、独立社会民主党人——在极其复杂的形势下可能做出任何决议。但季诺维也夫不负政治局的信任，促使大会通过了对莫斯科至关重要的决议——“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在保持国家独立的同时，是苏维埃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的组成部分”。此外，还确认了1919年6月1日与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缔结的军事政治同盟。
在季诺维也夫完成这项极为重要的使命后不久，发生了一件奇怪的事，至今难以解释。格里戈里·叶夫谢耶维奇被秘密委以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的筹备和主持工作。何时、由谁做出这一决定？肯定是列宁。除了他，谁还能推翻政治局近期的决议，撤换布哈林？
但无论如何，1920年7月19日，共产国际二大在彼得格勒(!)开幕。季诺维也夫既主持了开幕式，又就几个核心问题作了三场报告：“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前后共产党的作用与结构”、“加入共产国际的条件”、“建立工兵代表苏维埃的可能条件”。
在大会开幕式上，季诺维也夫以极度乐观的口吻表达了对世界无产阶级即将胜利的坚定信念。他说：“我要说出自己的愿望，即希望在巴黎公社50周年（1921年3月18日——作者注）的前夕，我们在法国能看到一个法兰西苏维埃共和国。”他并不满足于此，还补充道：“也许，在整个欧洲实现苏维埃一年不行，而要两年、三年……早一年，晚一年（我们还要忍耐一些），我们定将看到我们共产国际所领导的国际苏维埃共和国的出现。”123
然而，直到7月29日第六次全体会议上，季诺维也夫才阐明了代表大会工作的实质所在。
他向与会者发问：“1919年3月第三国际成立时是一个怎样的组织？”随即以自我批评的口吻坦承：“当时，它不过是一个宣传团体，成立一年来，还是老样子。而想成为一个国际无产阶级的战斗组织……我们的国际要成为一个战斗组织，它不仅宣传共产主义，而且要真正实现共产主义，我们是为此目的建立国际性组织的。”
“我们要建设一个讲求实际的国际……它应当成为和平时期、武装起义时期、起义以前和以后时期的斗争工具，应当成为团结各种力量的核心，应当成为明确自己的目标、并愿为实现这一目标而奋斗的那一部分国际无产阶级的战斗组织。”124
如何完成如此艰巨的任务，季诺维也夫在三场报告中逐一加以阐述。
7月23日发表第一场报告时，他详细分析了保留各国无产阶级政党的必要性问题——这一点在英国和法国遭到了否定。他强调，这种态度恰恰说明工人运动正深陷危机。他解释道：“的确，常常有人说，在战争时期，政党思想就已经破产了。针对这种情况，我们在提纲第4条中指出：共产国际坚定不移地认为，无论如何也不能把第二国际旧‘社会民主主义’政党的垮台说成是无产阶级一切政党的破产。为实现无产阶级专政而进行直接斗争的时代，必然要产生一个新的无产阶级政党——共产党。”
他随即急于阐明这个党应当是什么样的。格里戈里·叶夫谢耶维奇说：“考茨基之流对我们说：在你们俄国，不是工人阶级专政，而是党专政。他们想利用这一点来责难我们，这完全错了。我们实行的是工人阶级专政，正因为如此，也是共产党专政。共产党专政只是工人阶级专政的职能、象征和表观。”125
在第二场报告中，季诺维也夫发言的依据已不再主要是他个人的立场，而更多地代表了一个委员会——该委员会事先讨论了他提出的加入共产国际的21项条件。在这里，格里戈里·叶夫谢耶维奇执着地击打同一个要害，正是6月1日政治局决议中所提及的那个要害，也是最初应由布哈林来阐述的那个要害——来自中派主义者即改良主义者的危险。
“凡是愿意加入共产国际的组织，都必须有计划、有步骤地撤销改良主义者和‘中派’分子在工人运动中(在党组织、编辑部工会、议会党团、合作社、地方自治机关等中)所负担的比较重要的职务，用可靠的共产党人来代替他们。”126
为了让所有人都清楚他所指的是谁，季诺维也夫点名了最知名的几位中派主义者：意大利社会党的图拉第127和莫迪利亚尼128、德国社会民主党的考茨基和希法亭129、法国社会党的龙格130、英国工党的麦克唐纳131。随后他才转向一个同样重要的问题，以颇为独特的方式阐释了改良主义的本质。
季诺维也夫说道，“有人经常大做文章，说什么‘东方’与‘西方’之间存在着人所共知的对立现象。他们企图给工人造成一种印象，似乎第三国际是东方工人阶级的组织，而西方工人阶级只好靠边站……实际上，‘东方’与‘西方’之间根本就不存在这种对立现象，而在共产主义与改良主义、共产主义与社会和平主义之间，倒存在着另外一种对立现象……
我们发现，在各国，人们都把运动划分为三类：第一类是明显的机会主义右翼……第二类是稍为收敛的中派……第三类是左翼，它或多或少带有共产主义色彩或倾向共产主义。”
认为自己对这一问题的阐释尚不充分，季诺维也夫再次重申了清洗党内队伍的必要性。他解释说：“我们应当为共产主义奋斗，而共产主义不可能在一个月内就实现，只有在尽可能集中的组织和明确、坚定的策略的指导下，经过多次战斗，共产主义才能获胜。对于那些用明信片来敷衍我们的老爷们（此前季诺维也夫曾谈到莫迪利扬尼，声称他曾说过：“为什么不参加第三国际呢?要知道，它不要我们承担任何义务，只要每两个星期给执行委员会寄上一张明信片就行了，别的什么事都没有。我们何乐而不为呢?”132——作者注），我们趁早把门关上，免得他们钻进来。”133
随后，季诺维也夫从各共产党是否存在改良主义特征的角度，逐一评述了各党的状况，并立即补充道：“也许，在其他政党身上发现的问题，在我们俄国人身上也有。当然，加入第三国际的每个政党，在我们犯错误时，都理应给我们指出来。这是它们的国际主义义务。
我们应当把共产国际看做是一个统一的国际性政党，它在各国有自己的支部；每个支部有权‘过问’共产国际的事务，发表自己的意见。”134
季诺维也夫在这场报告的结尾如此说道：“一万八千个条件都能接受，但毕竟还是考茨基分子。问题就在于拿出行动来!我们提出这些条件（国际的21条纲领——作者注），是为了能有一个准则，以便客观地检验代表大会的要求。无论如何，我希望代表大会能提出一个明确的要求，能给我们以支持，以便每个工人都清楚第三国际的要求。”135
最后，在8月5日大会闭幕前一天宣读的第三场报告中，季诺维也夫转向了一个实际操作层面的问题。他逐一列举了建立工兵代表苏维埃的条件，即在夺取政权的最后阶段所需具备的条件，并强调：苏维埃的组建只能在特定形势下进行。
他解释说：“只有当苏维埃不是像工会那样，成为平常的、普通的阶级组织，而是成为国家组织、成为无产阶级专政形式的时候，苏维埃才会具有重要意义……我们若是勉强凑成苏维埃，那我们就使这个思想有利于敌人了。我们必将遭到人们的嘲笑，而这在一些国家里已经发生了，因而这个伟大的思想将受到损害。”
但在发言本身中，他始终未说明究竟在何种情况下方可建立苏维埃，因为这一切都载于他所起草的决议草案中，草案规定了三个必要条件：
“①广大的男女工人、士兵和一切劳动居民普遍具有革命热情；②经济和政治危机加剧，以致旧政府开始掌握不住政权；③广大工人阶层，首先是共产党已下定决心开始进行坚决的、有步骤有计划的夺取政权的斗争。”136
季诺维也夫在三场报告中阐述的全部内容，立即以代表大会决议的形式获得通过，从而对世界共产主义运动具有了法律效力。格里戈里·叶夫谢耶维奇由此完成了列宁无疑寄予厚望的使命——尤其是列宁7月出版的《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一书所寄托的期望。列宁在书中坚持认为，不仅要坚决拒绝改良主义的任何影响，也要拒绝左翼激进主义。
季诺维也夫将共产国际从实质上的各国共产党联合会，改造成了一个统一的世界共产党，一个真正布尔什维克式的政党137。与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经1912年布拉格代表会议后最终摆脱孟什维克、所形成的那种政党如出一辙——在意识形态上高度统一、以铁的纪律凝聚而成的战斗组织。
4.
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于8月5日闭幕，三周后季诺维也夫已身在巴库。8月31日夜间至9月1日，东方各民族第一次（事实证明也是最后一次）代表大会在那里开幕。出席大会的，是莫斯科认为足以代表劳动人民的各方代表：苏维埃阿塞拜疆、突厥斯坦、希瓦、北高加索的代表；邻近的格鲁吉亚、亚美尼亚的代表；土耳其、伊朗、布哈拉、阿富汗、中国的代表；以及遥远的英属印度和朝鲜的代表。138
大会共有1891名代表出席，但其中只有455人是外国人。139
在主持这次非同寻常的大会开幕式时，季诺维也夫被推选为大会主席，还被以纯粹东方式的谦恭尊称为“世界共产主义领袖”。他首先对大会给予了高度评价。在回顾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的意义之后，他慷慨激昂地宣称：“现在我们在巴库正在采取第二个前进步骤……我们要在世界各地消灭资本的统治，而只有在我们不仅在欧美而且在整个世界都点燃革命火焰的时候，在亚洲和非洲的全体劳动人民都跟着我们前进的时候，这才是可能的。”140
然而直到大会工作的第二天，季诺维也夫在作主题报告时，才道出了召开此次大会的缘由。他说，大会“召开这次代表大会的想法是在筹备共产国际第二次世界代表大会的过程中产生的。当时参加这个代表大会的一些代表到了莫斯科，他们和共产国际执委会一起以一些国家的名义向你们，向东方各族人民发出呼吁，建议在巴库召开一次我们今天能够荣幸参加的大会。”。141
这番话显得颇具说服力。确实，在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上，来自荷属东印度（即未来的印度尼西亚）共产党的代表马林（亨德利库斯·玛丽·斯内夫利特，笔名马林）142几乎将此视为既成事实，言及“最近，我们就要在巴库举行大会了。”。143作为中共建党重要参与者，马林在亚洲共产主义运动中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是共产国际派驻远东的代表之一。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分发给所有代表的书面报告中则表述：“执行委员会也意识到，最近期间的东方问题日益起着巨大的作用。执行委员会同中国、朝鲜、亚美尼亚、波斯、土耳其、印度以及其他东方各国的革命政党代表举行了两次会议……执行委员会决定于1920年8月15日，在阿塞拜疆的首都巴库召开近东各族人民代表大会，如果有可能的话，再召开远东各族人民代表大会。”144
可以推测，这样的大会是由列宁发起的，他在第二次代表大会上作了题为《民族和殖民地问题》的报告。报告中特别指出：“世界人口的大多数属于被压迫民族，他们的总数在10亿人以上，大概是12亿5000万人……他们就占世界人口的70%左右，他们有些处于直接的殖民地附属地位，有些是像波斯、土耳其、中国这一类的半殖民地国家，还有一些则是被帝国主义大国的军队打败，由于签订了和约而深深地陷入依附于该国的地位。”随后他得出结论，认为共产国际和各国共产党有义务在落后国家支持民族革命运动145。
然而事实远非如此。无论是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于7月6日所作报告的作者，还是列宁、马林在第二次代表大会上的发言，亦或是季诺维也夫在巴库的讲话，他们都只是执行政治局早在1920年6月18日作出的决定：“原则上批准第三国际召开东方各族代表大会，并就此问题请求纳里曼诺夫146和斯大林同志（分别是阿塞拜疆革命委员会主席和民族事务人民委员——作者注）。”147
这一决定很可能是由四个国家几乎同时发生的重大事件促成的：
——4月7日，在伊朗阿塞拜疆的行政中心大不里士148，宣布成立阿扎迪斯坦共和国149，由希亚巴尼150领导——他是1905—1911年伊朗革命的参与者，也是伊朗民主党151的一位领导人。
——4月23日，在安卡拉152，土耳其大国民议会开幕。会议选举穆斯塔法·凯末尔153为主席，并宣布自己为国家唯一最高权力机关，号召全国进行反对英国、法国和希腊干涉军的斗争。
——4月26日，在花剌子模154，第一集团军155驱逐希瓦汗国156朱奈德汗157，宣布成立花剌子模人民苏维埃共和国158。
——4月28日，在被第十一集团军159占领的巴库，宣布建立苏维埃政权，并组建阿塞拜疆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160人民委员会。
6月5日，在里海伊朗港口恩泽利（后改名巴列维港）161和被里海区舰队（司令拉斯科利尼科夫162）的水兵和登陆部队（司令科扎诺夫163）的红军战士于5月17日就已经攻占的吉兰省行政中心拉什特164，吉兰共和国165宣告成立，并组建了以库切克汗166为首的政府。
正是这些事件必然成为6月18日政治局决议以及东方各民族代表大会本身召开的真正原因。很可能也催生了将世界革命向东方推进的计划。虽然在这种情况下不是无产阶级革命，而是纯粹的农民革命，但终究是民族解放的、反帝国主义的革命。
季诺维也夫在报告中不得不着手论证支持这类运动的必要性。他开宗明义地强调：“巴库代表大会作为最近在莫斯科刚结束的共产国际二大的补充，作为大会工作的后半部分将载入为自由而斗争的史册。”167随后他着手处理马克思主义中最为重要、最为根本的问题。
他解释说：“我们在莫斯科的代表大会上讨论了在没有经过资本主义阶段的远东国家能否发生社会主义革命的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