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到现在这个年代了，成年人应该承认，每个人做事都需要激励。我们自己厌恶老板只提情怀不提薪水，那其他人呢？
官员、医生、教师、警察、军人等等，从事这些职业的人是不是也该多谈谈激励少谈谈情怀呢？给他们戴上一顶道德高帽，然后强迫他们无私奉献是不是一种非常不道德的行为呢？
知乎上关于医生、教师、警察、军人的问答不少，一定程度上让大家明白了这些行业的苦衷。但是，官员们可不敢这样说话。基层公务员可以抱怨钱少事多，但是领导们这样说一定会人人喊打。
但是，没人说不代表问题不存在。官员的素质其实远高于社会平均水平，理应得到相应的回报。王大陆这样的副县长下海经商后迅速致富，与他能力不相上下的易学习是不是不该混得那么差呢？
如果不给他们足够的回报，一些人就要贪污受贿，自己捞回来。另一些人就混吃等死，减少自己的工作量来让工作的性价比更合适一些。
官员做事要有激励，有人想要权，有人想要钱，有人想要名。整体来说，官员们想要的不过是这三种的各种组合罢了。换个环境，普通人在公司里不也是一样吗？只不过大家主要是想要钱，权和名要的不多罢了。
这样说来，某种意义上，我们普通人反而比官员更爱钱，至少是更爱干净的钱。大家也都知道，官员的薪水比不上同等的企业，明知道如此还去做官的人，一种是比起老百姓不怎么爱白钱的，如李达康，一种是比起老百姓更爱挣黑钱的，如丁义珍。
这几年反腐吓得一批爱挣黑钱的官员不敢像以前一样捞钱了，他们自然怠工。但是毕竟还可以少挣一点黑钱或者等以后风声过去了再挣黑钱，所以他们还是要继续干活的。高育良就劝祁同伟赶紧收手好好工作。
孙连城这样不爱挣黑钱，只求升迁，能有更大的名更多的权的人相对来说更愿意干活。但是如果升迁道路受阻，他们就真没什么激励了，更想撂挑子了。官员也是人，愿意为政绩抛家舍业放弃个人生活的毕竟不多。李达康这样的人毕竟是少数，即使有也被欧阳菁这样的家属拖了后腿。
这些年经济衰退，官员出成绩越来越难。拿以前各地最热衷的招商引资来说，现在全国各地都不敢放开手脚干了。因为要吸引投资，就得在土地、税收、配套等各方面给企业做出补偿，而这块儿是著名的灰色地带，给少了企业不来，给多了有输送利益之嫌。在反腐升级的形势下，没多少人愿意做这些吃力不讨好反惹一身骚的事。
近几年的经济衰退暴露了越来越多的社会矛盾，各种问题不断爆发。努力干活不出成绩，一旦出错谁都看得见。做得多错得多，不做自然不错。从上到下，懒官懒政的现象越来越明显。上面三令五申，可还是无济于事。
这其实说明中国政府的考核机制该做调整了。从前三十年的“以阶级斗争为纲”到后三十年的“以经济发展为执政合法性基础”，如今该有新机制了。欧美国家以选举投票为考核机制，中国不走这条路，那就得上面拿出可行的考核机制来。
一个小公司可能不需要明确的考核机制，但一个大公司非常需要，这么大的国家，更是需要。一个良好的考核机制，不仅是合理确定指标分配任务，更是要合理分配为实现目标而需要的各种资源。
孙连城等人不是不想发展经济，但发展经济得有资源。经济衰退自然导致税收减少，卖地能赚钱，但这几年三四线城市的地也卖得差不多了。一二线城市的地还值钱，但是无地可卖，必须从存量入手，这又有拆迁的麻烦。李达康这样爱惜羽毛无可指摘的人尚且怕拆迁出事，普通官员更怕拆迁出问题被群众举报坏事。
拿公司发展举个例子。公司股东们有股权，不需要从公司领多少薪水，很多大股东只领一块钱象征性的薪水，但他们敢如此要求非股东的管理层吗？
如果既没有股权激励，又没有足够的薪水，还升迁不快学不到本事，这样了还留在这个公司，普通人这样那是想留下来养老，管理层这样那就是想化公为私。
很多公司初期发展得很快，但是大部分公司都活不长久，因为一旦成为大公司，就会有“大公司病”，公司如此，政府不也一样吗？
公司初创时很多人都很有干劲，因为公司发展好了大家能普遍受益。老板能挣大钱，股东能挣小钱，管理层能有期权什么的，中层能学本事，普通员工也能成长为资深员工对新来的人吆五喝六。
一旦公司停止扩张，大家没了奔头，事情就不一样了。老板克扣员工薪水，给管理层少发股份，给小股东少分红。员工消极怠工，管理层互相扯皮，中层跳槽等等。
公司一旦走了下坡路，很多事情都不一样了，很多人也不一样了。在公司里，升迁无望还觉得自己有本事的人可以选择跳槽，不继续耗着。而在官场上是不大可能的，只能继续耗下去，于是就有了越来越多的孙连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