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儒家，德是使行为合理的唯一依据；对于道家，德无本体性意义，并从属于道。
庄子《逍遥游》里有一个故事：有一天，尧想将天下让给隐士许由，许由说：我要你的天下干什么呢？我图名吗？名者，实之宾也。我图实么？鹪鹩巢于深林，不过一枝；鼹鼠饮河，不过满腹。我生活需要的东西很少，天下对我没有用，您还是请回吧。
人们通常用这个故事来表示隐士的淡泊名利，我却觉得他有意思的地方并非在此，而是许由给出的理由，完全在于天下对他没有用处，这其实是挺不寻常的。
我们想象一下，假如把许由换成一个儒家人物，这人绝对不会如此说话。
假设此人要拒绝尧，他的重点要么是放在自己并没有才能，不足以担此大任上。要么就像李密写《陈情表》那样，说自己家有老祖母需要照顾，圣朝以孝治天下，自然没有比这更重要的事，治理天下只能让贤了。
此人断不会非常直白地说天下对自己没用，所以不会接受。
这个故事反映了儒家和道家不同的人性观和道德观。
一德这个观念对于儒家来说，是有超越性和本体性的意义的。
这个传统最早来自于周代，周人取代商人以后，为了建立自己的合法性，周公提出了天命的观念。
《尚书·康诰》说：惟命不于常。
也就是说天命不是恒常的，天子轮流坐，明年到我家。
那么天命归属于谁，应该如何确定呢？
周公给出的答案就是一个字：德。
天只会青睐于有德之人，巧了，我们周王室就是有德的。
《诗经·周颂·维天之命》说：维天之命，于穆不已。于乎不显，文王之德之纯。
从这个源头来讲，儒家对于德的推崇，是有一定的宗教性在里面的。
既然德是天命之所属，它一定是一个本然的东西。因为假如德是由其他各种复杂条件所决定的，它就丧失了它的超越性地位。
那么人如何和这个本然性的德发生关系呢？
儒家找到了两个路径：
第一个路径是服从外在的最高准则。荀子——礼董仲舒——天人感应程颐、朱熹——理
第二个路径是遵守内在的最高准则。孟子——四善端王阳明——致良知
不管是外在还是内在，都有一个相同点，那就是这个最高准则，是一切行为的最终依据，假如要对一个行为进行合理化，推到这一个最高准则，也就就到头了，上天安排的最大嘛！
也就是说假如一个人声称自己的行为依据是德，他不需要对其做进一步解释。
你无法问他，你为啥要这么有德？动机是啥？
这个人也不需为自己的行为的后果负责，因为行为的后果，这是功利的考量，而义和利在儒家是泾渭分明的。
对儒家来说，德具有将一切合理化的力量。
二道家就大不一样，老庄都不承认德的本体性地位。
对于道家来说，德者得也，德就是得道，所以德是从属于道的。
而道体又是玄之又玄，是虚空，是不断流动变化的。
因此对道家来说，德不是一个固化的可以去执持的东西。
因此老子说：
上德不德，是以有德；下德不失德，是以无德。
在道家看来，一切都是可以不停往前回溯的，一个事物无法成为它自身的根据。
这个时候就必须要问一句，这种行为从哪儿来的？
这也是为什么，如果尧说我要为人民服务，许由一定会问他，你图啥？
乍一看，这里许由非常自私，其实这里不涉及任何价值判断，而是一个很客观的问题。
因为道家不承认“为人民服务”这个理由的本体性地位，所以一定会进一步刨根问底。
老子说：
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
这其实说的是，天地是一个非常中性的存在，它有他自己运转的规律。
而那种把仁义道德当做天的属性的想法，其实是一种人类的自大和僭越。
与儒家的道德高调相反，道家在道德方面是非常低调的。
因为他们不相信毫无来由的道德冲动，这就引发对更深一层动机的心理分析。
庄子说：德荡乎名。德可以是一种沽名钓誉的手段。修身以明污。也可以是一种让别人看起来污秽，以便加以攻击的手段。
这个动机不一定是负面的。
比如有人共情能力很强，悲天悯人，看到人受苦就想帮助。
但不管动机是正面还是负面，只要执持它，在道家看来都是失道，都不可避免的会导致行为的异化。
比如一个人假如过于乐于助人，不免看到所有人都想上去帮一把，假如世上所有人都不再需要帮助，他反而会觉得若有所失，恨不得创造出一些需要帮助的人出来。
再比如基督教传统里，忏悔是一种美德。但作为一种激烈的感情，这玩意儿似乎也容易上瘾，法国哲学家卢梭就写过一本《忏悔录》，专门忏悔，但我总感到不安，因为要忏悔，就必须干坏事，干得越多素材越丰富。对于忏悔的过分陶醉，会不会有意想不到的副作用？卢梭的真实人品似乎印证了这种猜想。
我对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抱有保留态度也是基于同样的原因，他每本小说里似乎都有那种基督式的不停内省忏悔自己罪孽深重的主角，但其实我根本不在乎这个人翻江倒海的内心独白，我反而更在乎他实际做了什么。
从道家的角度来看，这些都属于道德的异化，都值得进一步分析它的心理根源。
三儒家对于道德是一种本体论的态度，而道家并不承认道德具有本体性地位。
从表面上看，儒家将道德提到了一个很高的位置，但从反面来说，一旦一个人声称自己行为依据是道德，那么他的动机就无法被质疑。
这很容易理解，因为道德行为具有本体性的地位，它本身就是最高的目的。所以它不依赖于其他任何条件而存在，它只决定而不被决定。
这也就取消了心理分析存在的必要，庄子说儒家“明于礼义而陋于知人心”，就是有其必然性的。
于是“德”就成了统驭一切的强大的的行为合理化工具。
其自然的结果就是人类客观存在的种种动机，都会以借着德的名义加以表达，尤其是表面上看起来非功利性的行为。
产生的怪现象就是，互利共赢和利己不损人的行为，因为“利己”反而被谴责。而损人不利己的行为，因为“无私”得到背书。
而问题的可怕之处在于，由嫉妒驱动的损人不利己是人性深处最强的动机之一。
如鲁迅所说：
和尚喝酒他来打，男女通奸他来捉，私娼私贩他来凌辱，为的是维持风化；乡下人不懂租界章程他来欺侮，为的是看不起无知；剪发女人他来嘲骂，社会改革者他来憎恶，为的是宝爱秩序。但后面是传统的靠山，对手又都非浩荡的强敌，他就在其间横行过去。
因此，从道家的角度来说，面对再宏大的道德辞令，我们都可以问一句：
你究竟图啥？
回到开头的故事，我想给它编个结尾。
许由反问尧：请问您为什么要当这天下的君主呢？尧也许会说：我不为名不为利，主要是为了为人民服务。许由大概会说：平白无故，为啥想要为人民服务呢？尧：为人民服务就为人民服务呗，这有为啥，这不天经地义吗？许由：天地之间，犹如橐龠，以何为经，已何为义？然后扬长而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