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到 @强击战鹰 的回答也来凑个热闹
本答案的年限跨度为苏俄内战到新经济政策结束。
1.在粮食税法令代替余粮收集制的第一年，大部分产量省份的粮食耕种面积是下跌的，以图拉省为例子，第一年（1921年）的总体播种面积相比1920年下降了15%，其中燕麦播种面积减少了30%。全国谷物播种面积在1920年为8700万公顷，而1921年则下降为7980万公顷。究其原因是在经历了大约十个世纪剥削的农民阶层不相信布尔什维克会颁布这种对农民有重大利好的政策。
2.到了1925年，农业总产值便已经超过1913年水平的12%，其中种植业比1913年增加了7%，畜牧业增加了21%。
3.新经济时期工厂吸收了大量曾经是农民的工人来为工业化服务，但是这些刚进城的农民文化素质低下，缺少专业技能，自由散漫，难以管理。由于这些因素导致工人纪律性的持续下滑以及人为损坏机器设备的事故率缓慢上升。而有些工种（矿山，冶金，纺织）中招募的新工人大部分在农忙时节还要回农村干活。
4.从1924年到1928年，工人对酒类的需求增长了七倍，有大量家庭主妇给党组织写信要求直接将其丈夫的工资打入自己的账户，以免“被他们全部拿去买酒”。
5.新经济政策时期，卖淫现象在俄罗斯国内死灰复燃，根据统计，1921年有40%青年工人和41.5%的其他行业市民曾经接受过妓女的服务，到了1923年，数据分别增长为60%和50%。苏维埃政府在采用将妓女集中起来说服教育和培训劳动技术、吸引她们从事正当职业，对嫖娼者进行党内与党外处罚等等手段后仍不能根治；直到30年代苏联政府宣布卖淫者与嫖娼者都会被视为“阶级敌人”进行处罚后才将这种现象根绝。
6.1922年9月，一位到莫斯科访问的人在写给他妻子的信中说：“莫斯科看起来很好，有些地方和战前（一战）完全一样，而那些‘资本主义现象’也恢复了，比如大街上的娼妓，奴颜婢膝的饭馆服务员，祈求小费的马车夫等等”
7.苏维埃政府在新经济政策一开始对于耐普曼阶层（俄语意：代表新经济政策的人）持有中立态度，但是在经历过耐普曼们操纵粮食与黄金市场，大量侵吞国有资产，变相废除八小时工作制与打压企业内党委组织等种种问题后，1924年开始下重手限制与打击。
8.几乎所有的苏联领导人都不喜欢住在克里姆林宫，米高扬（政治局委员，造飞机的是他弟弟）形容克里姆林宫是“被恶魔法师施加了催眠咒语的宫殿，总有一种紧张与神秘感”。
9.20年代的苏俄农民普遍将以前在家中一个角落供奉的东正教圣像换成了列宁的肖像，有趣的是许多农民因遵循以往的习惯 ，进门第一件事情就是朝那个角落本能的画个十字。
10.20年代苏联最流行的一个休闲游戏是“击木游戏”，参加游戏的一方站在十三米外，用原木棍把对面摆在方阵内的圆木柱击打出界外。
11.在国内战争之后农村青年们掀起了一股崇尚城市服装和时尚的风潮，他们不愿意再穿着旧式的乡下人衣服，认为这种衣服是长期落后的标志，而他们在农村的父母认为这股风潮和离婚，涂抹口红，擦胭脂和香粉一样是对公共准则的否定与苏联社会道德滑坡的标志，同样被农村老一代认为是否定公共准则和道德滑坡的事情还包括加入共产党，加入共青团和信仰无神论。
12.1918年苏俄颁布法令取消了东正教国教的地位之后，农村在之后的十多年中还是保持着稳定的宗教氛围，在教会所规定的日子里，大多数农民还是会吃斋，在东正教节日中，教堂还是人头攒动。在放牧或者需要祈雨的时候，农民还是会找来东正教祭祀做祷告，除了圣诞节，圣灵诞生节和复活节之外，每个村庄都要特别隆重的庆祝“流传下来的” 本地节日与教区节日。农民们往往在摆脱一场灾难（诸如火灾，水灾，虫灾，瘟疫）之后，便许愿将某一天定为节日，来祈求风调雨顺，人畜平安。
13.在20年代到30年代前期，每年二月末三月初，村民们仍然以古老的仪式迎接传统的东正教节日——春耕节。春耕的第一天，农民们穿上干净的衣服，带着面包，盐和鸡蛋下地。当耕牛犁出三道垄沟时，主人就取出面包和盐，自己吃一部分，另一部分喂牛。然后，主人会将鸡蛋埋在土中，祭祀大地母亲，祈求他保佑庄稼生长茂盛，丰产丰收。这个习俗一直到农业集体化之后才逐渐从农村生活中消失，取而代之的是集体农庄的庄员们扛着红旗下地，负责人致简短的祝词，然后开始耕种。
14.经过一段时间的大力宣传之后，农村地区信教与不信教的人之间的关系改变了，30-35岁年龄段的“虔诚的教徒”与“受到时代感召”的无神论年轻人之间基本不存在对立，信教的人宽容的对待无神论者，而无神论者对信教的人也很宽容，信教的父母基本不阻止政府和学校引导其子女接受无神论。根据当时著名哲学家A.A.季诺维也夫的回忆，他在农村经常可以看到神职人员和党务工作者坐在同一张桌子上，有的时候甚至政府的人会直接坐在主圣象下面的上座。而在节日中神职人员登门做祷告的时候，家中的共产党员会暂时回避。
15.1920年之后流亡海外的俄国侨民团体中出现了所谓“路标转换”派，这个派别涵盖了在内战中敌视苏维埃政权，但是在白军一一被击败后又转而希望与苏维埃政权合作的一些知识分子侨民。列宁认为，“路标转换派”的出现表明了侨民的“思想路标”发生了转变，侨民内部发生了分化，因此苏维埃政府应该支持“路标转换派”，并且利用一切方式扩大影响并为我所用。而在22年8月的俄共（布）十二大决议中宣布“苏维埃政权愿意与爱国的侨民团体'和解'并且同他们一起复兴祖国”之后，侨民团体中纷纷成立“回归祖国委员会”同苏维埃政权进行接触，而苏维埃政权也物尽其用，将其中的一些高级知识分子任命为国家计划委员会、高等学校甚至是外交人民委员会中的重要职务，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是前尤登尼奇政府中主管宣传和出版部门的基杰佐夫，他还未回国就被政府任命为苏俄驻意大利大使馆新闻官，从国外直接派驻到意大利开展工作。
8.16更新：
16.内战结束之后俄罗斯国内原有的阶级结构发生了很大变化，1924年一位彼尔姆大学的女大学生填写调查表格的时候，在关于其父亲的社会与阶级成分一栏中填写了一个非常长的陈述句子（原本只用填写工人，农民一类的简短名词）：“革命前是冶金工人，1918年转行烤面包工人，1919-1923年供职于“工人自治机关”，1924年为私企管理人员”。而这种填写方法让需要以阶级成分参考是否给予录取资格的校方大伤脑筋，并且这种事情在当时的俄罗斯国内比比皆是。
17.女工在新经济时期占工人总比例是不断下滑的，原因是因为苏维埃政府立法禁止妇女上夜班导致大量企业不愿意招募女性转而招募男性。
18.车臣共和国的格罗兹尼油田是一个著名的大油田，而当地的车臣人都不愿意在油田工作，工人多来自中部省份与伏尔加河流域；而且因为仅有的少数车臣族工人工作不卖力，企业也不愿意雇佣车臣族工人。由于种种原因，车臣族工人与其他民族之间的工人尝尝发生矛盾，到了1925年，油田的其他民族工人联名请愿要求将三百名车臣族工人全部开除。
19.巴库油田的阿塞拜疆工人和亚美尼亚工人长期存在民族隔阂与矛盾，口角经常会升级为武装械斗
20.从1919年9月开始，俄罗斯联邦教育人民委员会通过决议开办附属于高等学校与中学的“工人系”（国内也被翻译为‘劳动者系’、‘工农速成学校’、‘工人培训系’、‘工人夜校’等等），目的是从工人与农民种直接培养新型知识分子。全日制学习年限为三年，夜校学习年限为四年。工程技术，师范教育，农艺学，医学，经济学，法律学，工艺美术等成为最主要的学科。工人系一直等到30年代后期苏联中等以及高等教育的普及与发展后才被撤销。
（想到别的再更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