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时参加学术会议，最爱听的除了论文本身，就是资深学者的点评。从当年美国听诺奖得主点评，到回国后一些值得尊敬的年长的先生们，学识深、心气平，说起话来常常寥寥几句，便让人豁然开朗，回味许久。
谁料这次，应邀参加了一个著名的学术会议，却让我真正见识了什么叫——大开眼界。
先是北大的一位教授讲《中国古代寺庙在借贷体系中的作用》。论文做得扎实，史料详实，逻辑清楚，我听得津津有味，心想这题目有意思。
结果点评环节一开始，某211大学的一位资深老教授拿起话筒，第一句话便是：“你为什么要做这个研究？”语气里满是怀疑。
我一愣。北大这位教授不是做经济史、金融史的吗？这个研究也没出他的研究范围啊？
资深老教授接着说：“金融毒害人心，毒害社会！西方的金融全是坏的。我们中国古代没有金融体系，正说明我们比他们先进。你非要说寺庙放贷——这是居心不良，思想不正！”
他越说越起劲，三十分钟没停。我听得目瞪口呆。赶紧搜索他的简历，头衔一大堆，项目一大摞，专业学马政经的。虽然马政经可能不喜欢金融，但不至于把“金融”两个字当洪水猛兽吧？
轮到我汇报。我讲的是和我的领导，长江学者合写的论文——《行为经济学视角下公共道德缺失问题的解决路径》。
我们首先反驳韦伯、福山那一套，他们说中国“低信任”“无公德”的观点是不对的；中国人自古至今都有公德，有信任。
再结合制度经济学，指出光靠法律、制度解决问题成本太高，比如你不能靠罚款，监督解决乱扔垃圾的问题，那需要多少人监督？还有类似公共场合吸烟，你也不能立法，抓人，罚款之类。所以，道德内化也很关键；最后用行为经济学分析，认为儒家道德能起一定作用，但要结合现代情境，注意古今之变，注意技术变化等问题。
我刚说完，他冷不丁冒出一句：“你怎么敢说中国人没有道德？一派胡言！”
我急忙解释：“不是我说的，是韦伯、福山说的，我们在反驳他们。”
他一拍桌子：“你引用他们，就是支持他们！”
台下鸦雀无声。
接着，他语气更加庄严：“公德是西方社会才有的。西方社会是以利益结合的，肮脏！我们中国社会是血缘关系构建的，哪来的公德问题？”
我心里直打问号。
他又看着我，忽然提高了声音：“你年纪轻轻，又是海归，你懂什么叫儒家思想吗？你懂礼乐吗？”
我只好答道：“礼主别异，乐主和同，马一浮先生如是总结。”
他闻言，怒目而视，仿佛我说错了天理：“你既然知道，为什么不写？还敢说中国人没有道德！”
我再解释：“我没说中国人没有道德，我恰恰是说…………”
他挥手打断：“别插嘴，我还没讲完。”
于是又连讲二十分钟，反复强调儒家道德的完美、海归的“被洗脑”、西方的堕落、中国的血缘社会云云。最后气定神闲地抬头问我：“怎么样？你回应啊。”
我一时不知道从哪句回应，主持人说道：“时间到了，我们下来再回。”
我下台后，心里只有四个字：大开眼界。
那天的阳光很刺眼，我忽然想到一句话：学问之难，不在多读书，而在能听人说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