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称号并非汉灵帝原创，东汉初年就有一个“无上大将军”：
很明显，张丰举兵反与方术、道士有直接关联。
东汉建康元年十一月（公元144年），又有“九江盗贼徐凤、马勉等称无上将军，攻烧城邑”的记载；而在汉灵帝之后，建安元年孙策平定江东时，也有“贼帅张雅、詹彊等不愿升降，反……雅称无上将军，彊称会稽太守”。除此之外，常见于史籍的类似称号还有“无上使者”“神上使”“天帝使者”等，多是东汉的“贼”或者说民众起事者所用。
对比之下可以看出，这里的“无上”并非单纯意在抬高自身地位，而更多的是为了与“天帝”“黄帝”建立关联，“将军”也不只是军事统帅的含义，与“使者”一样带有宗教意味。最为大众所熟知的黄巾起义中，作为太平道领袖的张角三兄弟同样自称“天公将军”“地公将军”“人公将军”，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汉灵帝自称“无上将军”之事，《后汉书·灵帝纪》和《后汉书·何进传》都有记载，后者更详细一些：
可见灵帝此举同样带有神秘化的仪式味道。研究原始道教的姜生教授认为：
这也算是一种总角战争了。
灵帝的这种“借用”，谈不上如何高明，但至少并非单纯的享乐之举，后世很多学者多将其与明武宗朱厚照的“威武大将军朱寿”相提并论，视为笑谈，如王士禛就认为“人主自称将军，与明武宗先后一辙，至与剧贼同号，尤可异也”，但这种脱离时代背景和特定观念的评价并不可取。实际上，西汉末年还有一个相似的例子，那就是汉哀帝所用的一个特殊年号“太初元将”。
“太初元将”是历史上第一个四字年号，却又仅仅使用了两个月，后世有的将其省称为“太初”，有的干脆忽略这两个月而称全年为建平二年，因此“元将”二字的含义一直少有问津。辛德勇在《建元与改元》中讨论过这一年号，他根据东汉王充在《论衡·解除篇》中提到的“十二神”在其他文献中又作“十二将”而作出推测：
辛神的这一解读，至少比一味嘲笑古人者更接近当时人的观念。不过如果“将”之所指只是“宅中十二主神”，同样有自降身份之嫌。实际上，只要从夏贺良这个关键人物的背景入手，就可以得到清晰的线索。《汉书·李寻传》提到：
《包元太平经》不仅是名字与《太平清领书》《太平经》一脉相承，其中蕴含的终末论、更受命思想同样是东汉道教信仰的滥觞。则哀帝所谓“太初元将”之将，应当与甘忠可所言之“真人赤精子”性质类似，是代表天帝的使者，也是他“再受命”而“号曰陈圣刘太平皇帝”的依据。
哀帝此举也并未达到预想的效果，草草了事，但十余年后，这个年号和夏贺良留在兰台的谶书又被王莽翻了出来为他的篡位大业服务，“太初元将”被解读为“大将居摄改元”。以后世观念来看，“大将”怎能妄谈“居摄改元”呢？但对于和哀帝共处于一个思想背景的王莽而言，这么说就是很正常的。
灵帝通常被视为昏君，所以他的“无上将军”就只是一个笑柄；哀帝虽然谈不上公认的明君雄主，至少也是褒贬参半，振兴之志显而易见，所以“再受命”虽然也被视为闹剧，但多数情况下也会提一句当时的思想背景。实际上抛开两人的其他作为，单就“无上将军”与“太初元将”来说，恐怕并无高下之分，甚至较之于“允冠百王”的光武帝利用图谶塑造“赤帝九世”“白水真人”等形象的做法，也未见得有本质差别。再推而广之，中古君主的“转轮王”形象、宋徽宗的“道君”称号、明清皇帝的“文殊菩萨化身”身份，大体上皆属此类，并不一定就比“天子”“皇帝”低等。
总之，评价灵帝此举，既不应该纯以成败论之，也不能只从正统儒学的视角嘲笑之，要比也应该是与那些利用宗教手段、宗教身份比较得心应手、达成政治意图的皇帝进行技术上的对比。当然，时代的思想背景并不能完全解释皇帝个人的行为动机，也许灵帝本人内心真的就是出于“好玩”的心态而答应了这一举措，但在这种情况下，他自己怎么想，相比于许凉、伍宕、何进乃至襄楷、张角等人的想法，就完全不重要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