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也就是历史上常说的“苏绰六条”。当时，北魏在分裂为东西魏后，西魏因为国弱民贫，先天不足，势力远比不上东魏，所以宇文泰任用苏绰等汉族士人，进行了一系列改革。所谓“苏绰六条”，就是苏绰在此期间通过总结汉族统治阶级的统治经验，所创立的朝廷施政纲领与地方官员为政准则。乍看之下，这六条诏书表面上平平无奇，没有任何异彩夺目之处，但事实是，正是这些普普通通的办法，真正解决了自五胡乱华以来的政治混乱局面。
首先来看六条诏令的具体内容：
在这每一条的下面，朝廷都做了具体解释，但相信大家透过字面都能读得懂其中的涵义，所以我们也就不再一一罗列了。重点来说说这些看似简单的道理，为何能把北周改造成一个强大的国家。这需要把诏令内容放回到当时的实际背景中去考察。为了便于大多数人理解，不妨先用“公司”举个例：你接手了一家公司，业务实力一般般，但公司内部却人心涣散、纪律松弛、山头林立。有才能的骨干员工早已各奔东西，留下的都是些水平次、责任心差的人。至于什么共同的价值观，那就根本不要提了，损公肥己、借着公司给自己谋私，这才留下来的人的唯一共同愿景。宇文泰当年接手的就是这种烂摊子。当然，这也不能怪宇文泰，当时整个天下基本上都是这个样子了。在多年战乱以后，这是政治失序的必然结果。只是面临着同样的问题，高欢尚能维持，他家底厚，足以在实力上碾压宇文泰——就好比大国企，即便百病丛生，但真正走到了破产边缘的又有几家呢？只要问题不致命，在风雨飘摇中就总能再创佳绩。但宇文泰却不同，他只是艘小破船，动辄就有倾覆之危。而且，还有个很麻烦的地方在于：这时的宇文泰还不到三十岁，几乎没有任何治理国政的经验。但或许，也正因为如此，宇文泰才能充分采纳汉人苏绰给他提出的这些意见——这些意见，完全不是塞外胡人统治汉地的方法，而是上千年来汉地成熟的治理经验。
第一件事是正心。
正心，不是要你端正态度，而是说作为领导者，你首先要自己在思想上认识到正义良知的重要；同时，还要用古代先贤创立的道德规范来要求自己，做到身体力行。这种要求看起来很像是废话，但在当时的环境中却弥足珍贵：北方已经大乱了几百年，期间多得是如高欢一样凭借诈力取胜的枭雄豪杰，仁义道德已被弃之如敝履。真正能做到传统士大夫道德要求的，如苻坚一样的人，反倒身死族灭。在这种环境下，苏绰要求宇文泰“先治心”，简直就是在“逆历史潮流而动”。但是，也只有做到了这一步，才能开始下面的步骤：只有最高层做到了推行仁义，接下来才能寻找到价值观一致的人，一起构建整个行政体系——这一条，被苏绰称为“擢贤良”。在这里，我们又遇到了历史上反复出现的“德才之辩”：用人，到底是该以德优先？还是以才优先？宇文泰和苏绰的选择，还是偏向于道德标准的：既然要建立一套推行仁义的价值观，那么首先就需要认同这套价值体系的人存在于各级行政系统中。如果这两条能做到，接下来，就是四条具体的措施了：敦教化、尽地利、恤狱讼、均赋役。敦教化，是要把朝廷的价值观取向推而广之，向所有民众普及，在全社会形成仁与礼的风气。尽地利，是要让老百姓以时耕作，不动辄征发百姓服役。恤狱讼与均赋役，针对的则是公平。在真实环境中，真正能让百姓信服朝廷的，一定是公平。不患寡而患不均，这永远是普通民众考虑问题时的优先选项。这么一细看，你会发现苏绰六条并没有什么新的发明创建，只是对传统上儒家治理国家的方式方法重新做了一个梳理与总结。如果放在承平时代，这些措施没有任何的特殊之处，但是，在南北朝时期，宇文泰的做法就简直是三国混战届的一股清流了。同一时期，其他国家的政治风气与西魏（北周）的价值取向是完全不同的：东魏（北齐）对于官员贪腐的态度是纵容，鲜卑贵族对汉人百姓不断盘剥；南方，现在依然是世家大族的天下，此时的萧梁正沉醉在佛法昌盛、文学繁荣的虚幻之中，全然无法预料十几年以后，侯景将要给带来他们什么样的灭顶之灾。只有北周，在政治建设的轨道上，正一步一个脚印，踏踏实实的往前走着：努力构建正常的行政系统；通过府兵制，解决兵力来源和政权本土化问题；以及，经过宇文泰、宇文护、宇文邕三代执政者的中央集权努力……终于，北周被塑造成了一个标准意义上的帝制王朝。然后，这个王朝爆发出了惊人的能量。甚至于，如果从北周灭齐的那个时间点上来看，那么自从刘渊自立、五胡乱华以来，秦汉第一帝国的沉疴已经基本上全部解决：近三百年的民族隔阂，经过战乱杀戮以及魏孝文帝与宇文泰的改制，已经完成了融合；北方长期混乱导致的政治失序，在北周完成了重建；通过设计府兵制，北周又完成了军事实力输出的问题。
在同一个时代中，管理学上真正的理念创新，其实是极少的。而且，一旦有了也很难保持机密。一种管理模式的革新，总会在很短的时间内就被传播出去。这似乎与绝大多数人的印象不符，因为在我们看来，现实中好像总有各种因为管理理念不同而体现出来的差别。但事实上，那并不是管理理念的不同，而是执行力的不同。在不同的约束条件之下，每个人的选择是不同的。虽然目标都在那里，但是通向彼岸的路崎岖坎坷，满布荆棘，最后能走到哪一步，每个人都各不相同。退回到历史中来看，为什么北周能重建政治秩序，北齐却坐失良机？约束条件就是原因；同时，领导者个人的选择和决心，也是不容忽视的重要因素。重建政治秩序，这需要执政者有坚强的毅力，并付出长期不懈的努力，这是慢功夫，也是笨功夫，它在短期内只有付出，但长期看来却回报丰厚。有人能以诈力取胜，自然也就有人能踏踏实实的从根基做起，固本培元，厚积薄发。重剑无锋，大巧不工。
然后再来回答题主的第二个问题：那为什么东魏就没有勇气改革呢？ 还是可以从苏绰说起。
因为网络上有一则很有名的“历史谣言”，即所谓苏绰的“具官论”。 据说，某次宇文泰问苏绰，如何选用官员？苏绰回答道：用贪官，反贪官。 所谓“用贪官”，就是通过给官员贪腐的空间，强化君王对于官员的控制；而“反贪官”，则是借官员的脑袋，平息普通百姓对于朝廷的怒气和不满。 用我们现代人的话来说，这个叫做一鱼两吃。 看上去很有道理的样子。 但为什么要说这是“网络谣言”呢？ 不是因为它说得毫无道理，而是在于宇文泰与苏绰的这番对话，不见于任何的史料记载。
相反，同一时期，倒是有另一则对话，可以看出当时站在权力顶端的人，对待贪腐的态度是什么样的： 东魏成了高欢的地盘后，行台郎中杜弼对当时文武贪腐的情况很不满，便向高欢提出建议。 但高欢的回答是这样的：贪，这我是知道的，但现在我不能追究。 为什么？ 高欢解释说，贪污的陋习由来已久，这我知道。但如今天下三分，西边有个宇文泰，我方很多将领的家属都在他那里；南边还有个老头子萧衍，一天到晚搞什么文教礼乐。我如果不给手下人一些甜头，那么将领们怕是都会往西跑，文士们都会往南溜，到时候，我靠谁来打天下呢？ 也就是说，你说的都对，但我现在还不能听你的。
可杜弼还不死心。
某次，高欢准备领兵出征，杜弼又上书，“请先除内贼”。 高欢问，内贼是谁？杜弼说，就是那些劫掠百姓的勋贵。 高欢听了，没说话，只是让士兵们拉开弓、举起刀，让出一条路，叫杜弼从刀剑丛中走过来，具体说说他的主张。 杜弼一路走过来，只见士兵们横眉怒目，刀与剑寒气逼人。等他颤颤抖抖的走到高欢面前时，已经连一个字都不敢再说。 高欢这时候才心平气和地跟他说：“如今箭未射出，刀未出击，你就已经吓得魂飞魄散。而你所弹劾的那些勋贵们，人人都是在刀剑丛中九死一生活下来的。他们虽然可能会有贪腐，但我关心的事却更重要，所以还是算了吧。” 杜弼很明显也受了惊吓，从此再也不敢提反贪污的事。
站在现代人的立场上，基于对贪腐的深恶痛疾，我们下意识的会以“是否反贪腐”来定义一个政权的正义性。但是，这只是基于现代人的观点。 而站在当时人的立场上，这是有待商榷的——并不是说这种观点不对，只是说它并不符合当时的实际。 我们读历史的时候，如果仅仅只站在现代人的立场上，随意给古人贴标签，那么用这种观念看到的历史除了能满足自己的优越感之外，毫无用处。 所以，与其去抨击高欢控制下的东魏的政治生态有多么不文明，还不如来看看高欢的实际政策考量究竟是什么：在高欢看来，能给勋贵们贪污的自由，实际上反倒是一种政策激励。通过给麾下文武贪腐的空间，不就是驱动他们为我所用的办法么？ 君王当然都知道贪污是有问题的，但是，他们对于贪污的容忍程度，却要在具体情况中具体分析。 能力是一方面因素。肃清贪腐是个知易行难的事，这对君王的意志力、官僚系统的执行能力、外部的现实环境都有着很高要求，不是所有人都能满足的。 历史上最为著名的反贪腐运动，应该是朱元璋的“剥皮萱草”。但残忍如此，也依然无济于事，而且只管得了一时，在朱元璋之后，大明王朝依然如故。 我在这里，目标在那里，反贪腐这条路漫长而遥远，能走多少，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选择。在历史中，朱元璋、雍正是走得最远的人，而高欢，则大概是刚刚离开起点的那群人之一。 可这也并不是因为高欢的无能或者无知，而是现实的约束。这也就是第二个因素了：官员的贪腐，在很多时候，可能并不是一个行政系统的主要问题，因此，也就会暂时被忽略掉——高欢就属于这种类型。
目前史学界的共识是，高欢是一个鲜卑化的汉人。这个说法，其实是基于现代人的定式思维来总结的：所谓“汉人”，是指高欢的血缘。高欢在发迹以后，溯祖至河北大族渤海高氏。而说“鲜卑化”，则是指高欢的成长环境。高欢从小生活在六镇之一的怀朔镇，早些年的朋友也都是那里的镇民，这完全不是世家大族子弟的生活和交友方式。站在高欢自己的角度，他可能对“鲜卑人”的身份要更认同一些，因为正是有了这个身份，才有他后来的霸业。而关于高欢的这种“双重身份”，在历史中还有一段很有名的记载：高欢在做政工宣传时，用的是两种语言两套体系，对鲜卑人用鲜卑语，对汉人用汉语。两者的差别，关键不在于内容有出入，而是意思根本就截然相反。对鲜卑人，他是这么说的：汉人是你们的奴隶，男耕女织都是供养你们的，你们为什么要欺凌他们呢？对汉人，则是另一番口吻：鲜卑人是客人，拿你们的钱财给你们消灾，你们为什么非要那么讨厌他们呢？今天，我们不是要来diss高欢这种两头骗的伎俩有多么拙劣，而是准备通过这一番说辞，来看北周政权内部一个根深蒂固的大问题：北齐政权的统治基石的问题。
高欢之所以能成功，并不是因为他有出色的军事能力，而是基于他当世独一无二的谋略。他出身卑贱，能一步步走到宰制天下，靠的是在纷繁的局势中准确洞察先机的眼界，以及在关键节点做出正确选择的能力。而这也就意味着，军事其实是高欢的短板。在登上权力巅峰的过程中，高欢亲自指挥的战斗，屈指可数。能够击败尔朱氏，最主要原因其实在于尔朱氏倒行逆施，而高欢又正好抓住了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在消灭尔朱氏以后，尔朱氏原有的军事实力，基本上被高欢所继承——说“基本上”，是因为还有一小部分到了宇文泰手里。这些人，大部分是鲜卑六镇的镇民。他们从北魏末年起事，先被柔然击败，继而进入河北平原复起，最终被尔朱荣收编，安置于其发迹之地——晋阳周围，成为尔朱荣擅权最主要的资本。如今高欢上位，这些军队到了高欢手中，自然也就承袭了尔朱荣以晋阳为中心的布局，而这也正是高欢一直待在晋阳的原因之一，而且终东魏（北齐）一世，晋阳一直都是陪都，实际地位甚至在首都邺城之上，就是因为以晋阳为中心的汾肆地区，是鲜卑势力的核心地区。但世上的事都是有利就有弊，高欢享受了这些鲜卑军人带给他的好处，自然也就需要承担相应的恶果——鲜卑勋贵。鲜卑勋贵在北齐政权中，一直都是一个特别的存在：他们享有政治特权和经济特权，在官时为非作歹，残害百姓，是国家的蠹虫；但是，他们同时又是这个国家不可或缺的基石，正是靠了这些鲜卑勋贵和鲜卑武人，才能有高氏政权的立国之基。
而既然照顾了鲜卑人，那么汉人的利益，就只能往后靠一靠了。因此，在北齐（东魏）近半个世纪的历史中，朝廷中尽管也有汉族士人存在，但数量有限。朝廷重臣里，更多的还是高氏皇族以及鲜卑勋贵——尤其是来自于高欢出身的怀朔镇的勋贵。终北齐之世，这种局面都没有发生过根本改变。在这种情况下，无论是从立国初期开始的授田，还是后来的均田，虽然目标都是追求给普通百姓田地，但最终结果，却都变成了鲜卑勋贵趁机扩大田产的契机。此外，在北齐的历史中，还有一种叫“食干”的制度。所谓“食干制”，就是东魏（北齐）国家将一些州郡县各级官府所掌握的“职公田”，作为“干禄”赐给包括怀朔镇勋贵在内的部分官僚群体。
当然，时代不同，公田的具体数量也不一。北齐州郡公田数量几何，我们如今已不可考，但这并不妨碍我们做进一步的思索：如果把某地行政开支的收入项，完全赋予个人，那会产生什么样的结果呢？只有两种可能：第一，此人长期任职此地官员；第二，当地官员的行政开支只能另寻他路。从历史记载来看，第二种可能性发生的概率要更大一些，而这也就意味着，勋贵们已经在国家的正常开支内支取收入了，而且，为了这种目的，他们不惜破坏一个国家政府的正常运转。没有行政开支，地方官员所能产生的破坏力是惊人的。
面对着勋贵们的这种多吃多占，高氏皇室并非无动于衷，而是又爱又恨。一方面，高氏皇室并不希望勋贵们有比拟于皇室的实力和威望，而且也不愿意他们过分地汲取国家资源；但另一方面，他们又还要仰仗勋贵们的武力支持。这种纠结，导致了他们在面对鲜卑勋贵时进退失据。一个有名的例子，就是斛律光：斛律光是北齐名将，在周齐对峙的中期，斛律光几乎是以一人之力抵御北周的进攻。但就是这样的一代名将，最后依然被高氏皇族枉杀。原因，就在于斛律氏的势力太过强大，而斛律光自己又有非分之举——他曾经威胁皇帝，要给士兵们封赏，皇帝被迫答应了。斛律光的这种行为，搁哪个王朝都是死罪，更何况是在北齐这种皇帝精神都不大正常的朝代。但问题是，随着斛律光被污谋反枉杀，北齐边防也陷入无人可用的窘境，这也成了北齐被迅速攻灭的原因之一。高氏皇族面对着鲜卑勋贵，恨是真恨，但再恨也没有办法摆脱。所以我们看到的北齐中后期，朝政才会如此混乱，频发的政变、皇帝的荒淫、朝政的败坏……所有这些，都能从北齐的政治军事结构中找到原因：就是在于高氏皇族对鲜卑军事贵族的打压与笼络，以及不受约束的皇权扩张对皇帝性格的异化。
而当天平对鲜卑勋贵倾斜，也就意味着厚此薄彼。自北魏孝文帝以来的胡汉融合的趋势，在这里发生了逆转。而逆转的结果，又成了北齐灭亡的最重要原因。一直以来，都有一种声音，认为胡汉融合难道就是唯一正确的路么？是不是有点大汉族主义的历史观了？在这里，我们不妨解释一下：并不是说胡汉融合是政治正确，而只是说，相对于纯粹的鲜卑化而言，胡汉融合是一种更加有效的资源整合方式。这种融合，北周完成了，而北齐没有。用一个比较简单直白的说法来解释就是：北周的百姓当兵，上战场打仗是为了自己；而北齐的百姓，则只是给鲜卑士兵种粮食送粮食。两相比较之下，不管是在军队的战斗力上，还是在兵员的补充上，北周都要远远强过北齐。这就是国内的政治制度优势在对外战争方面的体现。那么，又是不是说一定得有胡汉融合，才会有北中国的统一，进而才有天下的统一呢？也不一定。历史充满了偶然，如果当年没有高欢的失误，宇文泰羽翼难成，那么北方很可能是高氏政权统一的局面。但接下来呢？后续会有如隋灭陈一般的南北战争吗？不一定。如果高氏政权统一了北方，那么他们将会再次面对两百年以来胡人先辈们要面对的那个问题——这些胡人前辈，包括匈奴人刘渊、羯人石勒、氐人苻坚、鲜卑人元宏。而那个问题，则是一个塞外胡人政权，要如何才能有效地在汉地进行统治？如果这个表述太过于笼统不容易理解，那我们可以举一个不恰当的例子：日本侵华最终以失败告终，就是因为单纯的武力征服并不能转化成有效统治。用胡人既有的征服观念？统治成本太大。转变为汉人的方式？非我族类其心必异，苻坚的失败证明了这条路并不好走。北魏曾经坚定的走过汉化之路，但因为孝文帝的意外早逝，以及朝廷对六镇叛乱的处理不当，北魏后期陷入了乱局之中。所以，高氏如果能够完成对北中国的统一，那么还是会绕回到这个进程中来。只不过，这个假设并没有发生，最后统一了北中国的，是来自于关中的宇文氏。而宇文泰在关中的统治能够由弱到强，诀窍也就在于他完成了胡汉融合——所表现出来的，就是陈寅恪先生所提出的“关陇集团”的概念。“关陇集团”，并不是一个单纯的军事集团，也不是如秦汉时一样的地方士族联姻，而是结合了军事制度与政治特权的统治联盟。也就是说，在消灭北齐之前，北周就已经解决了胡汉融合的问题。虽然宇文泰和高欢相同，最初的军事实力都是来自于鲜卑六镇的叛民。但因为一次失败，宇文泰却走上了与高欢截然不同的道路，并意外地在这条路上找到了真正解决胡汉融合的办法。之后，因为外敌入侵的逼迫，解决问题的办法又有了加速度，在几十年内，竟然就解决了困扰北中国两百多年的大问题。这个办法，就是“府兵制”。
回答完毕。
以上，节选自：
水磨的功夫
逃不掉的是宿命
延伸：
高欢崛起：好风凭借力
府兵制：靡革匪因，靡故匪新在民族认同的征途上，北魏做对了什么
个人公号：喻以流年
